香港上環必列者士街51號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正門入口處，有一小牌匾，寫著：「1927年，著名中國作家魯迅曾於會所內演講」。
那一年的一月，47歲的魯迅（1881-1936）從廈門應聘到廣州出任國立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
二月十八日晚上，他獲邀前往香港，在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講演「無聲的中國」；翌日下午，再講演「老調子已經唱完」。
魯迅認為，中國為何「無聲」：「雖然能說話，而只有幾個人聽到，遠處的人們便不知道，結果也等於無聲。……其實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數的人們卻不懂得，結果也等於無聲。……人會沒有聲音的麼？沒有，可以說，是死了」。
翌日，魯迅講演「老調子已經唱完」時指出，「凡老的，舊的，都已經完了！」但是，中國為何「那些老調子，還是沒有唱完？」他認為，「第一，是因為中國人沒記性……今天忘記了，明天做起來，也還是『仍舊貫』的老調子。第二，是個人的老調子還未唱完，國家卻已經滅亡了好幾次了。」而且，「一般以自己為中心的人們，卻決不肯以民眾為主體，而專圖自己的便利，總是三翻四復的唱不完。於是，自己的老調子固然唱不完，而國家卻已被唱完了。」所以，他「想，唯一的方法，首先是拋棄了老調子。舊文章，舊思想，都已經和現社會毫無關係了」。
魯迅提出的看法，旨在抨擊中國「舊學」。
「五四運動」已經在北京發生了八年，似乎對香港毫無影響，「新文化運動」被隔絕於深圳河的那一邊。
1935年，胡適（1891-1962）發現，「這裡（香港大學）的文科比較最弱，文科的教育可以說是完全和中國大陸的學術思想不發生關係。這是因為此地英國人士向來對於中國文史太隔膜了，此地的中國人士又太不注意港大文科的中文教學，所以中國文字的教授全在幾個舊式科第文人的手裡，大陸上的中文教學早已經過了很大的變動，而港大還完全在那變動大潮流之外。」(〈南遊雜憶〉)
事實上，魯迅早已注意到香港這種與內地不一樣的現象，所以藉著這兩次的講演，他希望把「無聲」的中國變為「有聲」的中國，也把「無聲」的香港變為「有聲」的香港。在「無聲的中國」裡，他鼓勵青年們「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這樣，「總可以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在「老調子已經唱完」的講演裡，魯迅鼓勵大家不要再唱「老調子」，他堅信「凡是有良心，有覺悟的人，到一個時候，自然知道老調子不該再唱，將它拋棄」。當「他們從洋樓，臥室，書房裡踱出來」，看到「身邊怎麼樣，再看一看社會怎麼樣，世界怎麼樣」的時候， 大家不再唱「老調子」，自然就可以聽到「真」的聲音，尤其是青年「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
（《工商日報》，香港，1927年2月19日，第二張第二版）
（《工商日報》，香港，1927年2月19日，第三張第三版）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執委 周正偉博士
（本文曾於2024年6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