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兩地，因為歷史發展軌跡的不同，長期存在文化差異。大抵在二十世紀以前，香港的文化發展遠遜於中國內地，但自從二次大戰以後，本港政治與經濟發展較內地穩定，加上學術自由等因素，香港在文化發展有長足進境。至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隨著內地的開放改革，中港兩地的文化差異逐步收窄。本文擬以晚清著名學者王韜（1828-1897）在十九世紀中葉旅居香港時期，以中原士人的心態及眼光，觀照香港開埠初期的文化景觀，從而可體會中港兩地文化在當時所存在的差異。
王韜，字紫詮，號仲弢，又號天南遁叟、弢園老民。近代中國著名學者及報人，來港前曾於上海擔任西方出版機構「墨海書館」中文編輯之職，從事翻譯西書工作。後被懷疑上書太平天國，遭清廷緝捕，在西教士的協助下於1862年逃港避難。從此王韜變成了所謂「化外之民」。大抵從1862年到1884年，他以「聖朝之棄物，盛世之罪人」身份，在香港和歐洲度過了23年的流亡生活。作為一個過客，他把十九世紀香江風貌以中原士人的心態保存下來，值得後人賞味。
1. 居住環境
王韜對香港的居住環境絕無好感。其云：「香港一隅，僻懸海外……獸所窟，盜所藪，山赭，颶號，土惡，人迹所不樂居。」當時上環是華人主要聚居地，自1843年以後，政府把原來聚居在中環街市一帶的華人遷往太平山區，加上1850年代，華南地區爆發了連串變亂，廣州及附近城鄉不少居民舉家逃港避亂，使香港人口驟增。當地唐樓大多依山而建，為多層式建築物，王韜嘗以「小若蝸舍，密若蜂房」來形容住宅的稠密情況。而且一屋之中通常住上多戶人家，居住環境惡劣，王韜甚至以「非復人類所居」來形容。不過，王韜亦並非對這個「絕島」、「獸窟」、「盜藪」全無好感。他特別留意「博胡林」（即今之薄扶林）。「博胡林」座落在西環半山之上，為西人避暑之地，據王韜所見，當日的「博胡林」「環植樹木，雜以名花，綠蔭繽紛，綺交綉錯」，景物怡人。由於風物絕佳，竟令這位羈旅之人，暫時拋開了中原士大夫的一些習氣──「不必雪藕調冰，浮瓜沉李。」甚至認為這是「旅舍之閑情，客居之逸致也。」不過王韜對香港唯一心存好感的勝境卻是一塊「西化」之地，而非華人的住區。
2. 食物
對香港的食物，王韜可謂絕無好感。他說：「雞豚頗賤，而味遜江浙。魚產鹹水者多腥，生魚多販自廣州，閱時稍久則味變。」王韜秉持江浙地區的食材標準，似乎對香港的土產或進口食物，都沒有好感。至於經烹調的食物，更令王韜倒胃：「所供飲食，尤難下箸。飯皆成顆，堅粒哽喉；魚尚留鱗，鏡芒螫舌。肉初沸已出湯，腥聞撲鼻，蔬旋漉而入饌，生色刺眸。既臭味之差池，亦酸鹹之異嚐。」本地樸實的烹調方式，對比發展得已非常細膩、精緻的江浙菜系及淮揚菜系，當然存在著天淵之別，難怪島隅拙菜難合王韜這位中原士人的口味。
- 民風
王韜初抵港時，香港的民風尚稱純樸，但王韜帶著中原士人心態，賤視所謂化外之民，故視香港居民為「夷獠」，所發語言亦為「侏禽」之言。不單語言粗鹵，王韜認為香港不同階層，無論文化以至道德水平均處於落後水平。據他所見，香港的富人大多「脫略儀文，迂嗤道德」，「放佚於禮法之外」。至於貧苦大眾，其中有「貧而無賴者，強則劫奪，弱則流離，卒無所歸。」故此，在王韜心目中，當時香港的住民大多沒有受過道德禮教的薰陶，是名副其實的「化外之民」。
1867年，王韜隨倫敦會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返英，並順道歐遊。闊別三年，王韜對香港的民風竟有截然不同的觀感：「港中氣象迥殊，人士多彬郁謹願，文字之社，扶輪風雅，宣講格言。」香港文化景觀出現重大變化的主要原因，據王韜的分析是由於江浙地區經歷太平天國之亂，不少有識之士避禍香江，中原文化的逐漸浸染，令香港文化得以擺脫開埠初期的落後狀況。不過，隨著香港工商業的繁盛，奢華之風亦至：「熱鬧場中，一席之費多至數十金，燈火連宵，笙歌徹夜，繁華幾過於珠江。」王韜當時的月俸大概是20元。一夕消費，是其多月薪金。
4. 風月場所
王韜自命風流，性好冶遊，常流連風月場所。他對香港的妓女也有描述。「上環高處為太平山，兩旁屋宇參差如雁翅，碧窗紅檻，畫棟珠帘，皆妓女之所居也。粉白黛綠充牣其中，惜皆六寸膚圓，雪光致致；至於弓彎纖小，百中僅一二。容色亦妍媸參半。」從上可見女子紮腳，腳彎大小成為王韜衡量妓女姿色水平的標準，而這套標準正是從中原地區套用過來的。
十九世紀中葉，王韜背負著「欽犯」之名，逃亡香港，由於歸鄉無望，被迫羈旅香江，流寓海隅，以其所挾的「中原文化」，翻譯經典，以為稻粱之謀。文化上的優越感與實際生活的反差，令王韜出現心理上的巨大張力，因此，常以「中原立場來觀照邊緣」（王宏志語），令這位羈旅異鄉的遠人仍存有一點優越感，因此也產生了一種文化使命感──在這片文化荒原上，墾植中原文化的種子，這可能便是他後來與黃勝（1825-1902）、陳言（1864年創辦《華字日報》）等友人合辦《循環日報》的原因罷。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執委 葉深銘
中港兩地，因為歷史發展軌跡的不同，長期存在文化差異。大抵在二十世紀以前，香港的文化發展遠遜於中國內地，但自從二次大戰以後，本港政治與經濟發展較內地穩定，加上學術自由等因素，香港在文化發展有長足進境。至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隨著內地的開放改革，中港兩地的文化差異逐步收窄。本文擬以晚清著名學者王韜（1828-1897）在十九世紀中葉旅居香港時期，以中原士人的心態及眼光，觀照香港開埠初期的文化景觀，從而可體會中港兩地文化在當時所存在的差異。
王韜，字紫詮，號仲弢，又號天南遁叟、弢園老民。近代中國著名學者及報人，來港前曾於上海擔任西方出版機構「墨海書館」中文編輯之職，從事翻譯西書工作。後被懷疑上書太平天國，遭清廷緝捕，在西教士的協助下於1862年逃港避難。從此王韜變成了所謂「化外之民」。大抵從1862年到1884年，他以「聖朝之棄物，盛世之罪人」身份，在香港和歐洲度過了23年的流亡生活。作為一個過客，他把十九世紀香江風貌以中原士人的心態保存下來，值得後人賞味。
1. 居住環境
王韜對香港的居住環境絕無好感。其云：「香港一隅，僻懸海外……獸所窟，盜所藪，山赭，颶號，土惡，人迹所不樂居。」當時上環是華人主要聚居地，自1843年以後，政府把原來聚居在中環街市一帶的華人遷往太平山區，加上1850年代，華南地區爆發了連串變亂，廣州及附近城鄉不少居民舉家逃港避亂，使香港人口驟增。當地唐樓大多依山而建，為多層式建築物，王韜嘗以「小若蝸舍，密若蜂房」來形容住宅的稠密情況。而且一屋之中通常住上多戶人家，居住環境惡劣，王韜甚至以「非復人類所居」來形容。不過，王韜亦並非對這個「絕島」、「獸窟」、「盜藪」全無好感。他特別留意「博胡林」（即今之薄扶林）。「博胡林」座落在西環半山之上，為西人避暑之地，據王韜所見，當日的「博胡林」「環植樹木，雜以名花，綠蔭繽紛，綺交綉錯」，景物怡人。由於風物絕佳，竟令這位羈旅之人，暫時拋開了中原士大夫的一些習氣──「不必雪藕調冰，浮瓜沉李。」甚至認為這是「旅舍之閑情，客居之逸致也。」不過王韜對香港唯一心存好感的勝境卻是一塊「西化」之地，而非華人的住區。
2. 食物
對香港的食物，王韜可謂絕無好感。他說：「雞豚頗賤，而味遜江浙。魚產鹹水者多腥，生魚多販自廣州，閱時稍久則味變。」王韜秉持江浙地區的食材標準，似乎對香港的土產或進口食物，都沒有好感。至於經烹調的食物，更令王韜倒胃：「所供飲食，尤難下箸。飯皆成顆，堅粒哽喉；魚尚留鱗，鏡芒螫舌。肉初沸已出湯，腥聞撲鼻，蔬旋漉而入饌，生色刺眸。既臭味之差池，亦酸鹹之異嚐。」本地樸實的烹調方式，對比發展得已非常細膩、精緻的江浙菜系及淮揚菜系，當然存在著天淵之別，難怪島隅拙菜難合王韜這位中原士人的口味。
- 民風
王韜初抵港時，香港的民風尚稱純樸，但王韜帶著中原士人心態，賤視所謂化外之民，故視香港居民為「夷獠」，所發語言亦為「侏禽」之言。不單語言粗鹵，王韜認為香港不同階層，無論文化以至道德水平均處於落後水平。據他所見，香港的富人大多「脫略儀文，迂嗤道德」，「放佚於禮法之外」。至於貧苦大眾，其中有「貧而無賴者，強則劫奪，弱則流離，卒無所歸。」故此，在王韜心目中，當時香港的住民大多沒有受過道德禮教的薰陶，是名副其實的「化外之民」。
1867年，王韜隨倫敦會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返英，並順道歐遊。闊別三年，王韜對香港的民風竟有截然不同的觀感：「港中氣象迥殊，人士多彬郁謹願，文字之社，扶輪風雅，宣講格言。」香港文化景觀出現重大變化的主要原因，據王韜的分析是由於江浙地區經歷太平天國之亂，不少有識之士避禍香江，中原文化的逐漸浸染，令香港文化得以擺脫開埠初期的落後狀況。不過，隨著香港工商業的繁盛，奢華之風亦至：「熱鬧場中，一席之費多至數十金，燈火連宵，笙歌徹夜，繁華幾過於珠江。」王韜當時的月俸大概是20元。一夕消費，是其多月薪金。
4. 風月場所
王韜自命風流，性好冶遊，常流連風月場所。他對香港的妓女也有描述。「上環高處為太平山，兩旁屋宇參差如雁翅，碧窗紅檻，畫棟珠帘，皆妓女之所居也。粉白黛綠充牣其中，惜皆六寸膚圓，雪光致致；至於弓彎纖小，百中僅一二。容色亦妍媸參半。」從上可見女子紮腳，腳彎大小成為王韜衡量妓女姿色水平的標準，而這套標準正是從中原地區套用過來的。
十九世紀中葉，王韜背負著「欽犯」之名，逃亡香港，由於歸鄉無望，被迫羈旅香江，流寓海隅，以其所挾的「中原文化」，翻譯經典，以為稻粱之謀。文化上的優越感與實際生活的反差，令王韜出現心理上的巨大張力，因此，常以「中原立場來觀照邊緣」（王宏志語），令這位羈旅異鄉的遠人仍存有一點優越感，因此也產生了一種文化使命感──在這片文化荒原上，墾植中原文化的種子，這可能便是他後來與黃勝（1825-1902）、陳言（1864年創辦《華字日報》）等友人合辦《循環日報》的原因罷。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執委 葉深銘
（本文曾於2009年8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