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香港的前印尼華僑為數不少，他們主要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印尼排華潮前後返回中國，若干年後移居香港。他們經歷了荷蘭統治、日本佔領、印尼獨立、新中國的發展，以及回歸前後的香港，見證了三地不同時代的歷史，如此獨特的經歷值得記錄，讓今人了解。筆者專訪了其中一人，作為居港印尼華僑口述歷史之首篇。
陳先生年逾八十，1930年代末出生於荷屬東印度（Nederlands-Indië，1950年獨立後定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梭羅（Solo）的一個華人中等家庭。他就讀的華文學校實行三語教育：華語、印尼語和英語，荷蘭語卻沒有教授，因其已融入印尼文化中，印尼語中包含很多荷語詞，不需專門學習。由於是華校，大部分科目均以華語授課，師資主要來自中國，其次是印尼的華人高中畢業生，五十年代的教材主要來自新中國的中、小學。日本佔領印尼時強迫學習日語，他至今仍記得若干日語詞，還能唱出數句當年的日語宣傳歌。
陳先生認為華人和印尼人本來是和睦相處的，但自蘇哈托（Suharto，1967-1998年間印尼總統）推翻首任總統蘇卡諾（Sukarno）上台執政後，開始推行排華政策，關閉華校，禁止華人學華語，其PT10法例禁止華人在非城鎮地區營商，導致鄉村地區的華人難以維生，紛紛離開印尼返回中國。在排華潮前，已有不少華人子弟選擇回國升學，一是基於愛國心，二是回國升學蔚成風氣，效法者眾，他也在高中畢業後決定回國升學。回國前先向中國大使館申請護照（當時華人大多沒有印尼護照），再向印尼當局申請出境，並打下十個手指模印，宣誓此後不再返回印尼居住。
1959年7月，陳先生從海路回國，從梭羅到三寶壟（Semarang，名稱源於鄭和，小名三寶）乘船，先乘接駁小艇到海中心登上荷蘭貨輪芝利華號，船上有數百名歸國華僑。輪船中途停泊印尼泗水（Surabaya）和首都雅加達（Jakarta）、新加坡，最後到達香港，航程約一週。本來計劃從香港羅湖進入深圳，但當年七月下起暴雨，在香港停泊一段時間後，中國政府特許該輪直航廣州黃埔港。到達港口後，華僑學校派專車接至賓館。經入學考試，他獲分派到華南師範學院（1982年易名大學）體育系學習，有的按意願分配到其他省市升學或工作。陳先生選擇廣州是基於畏寒，害怕北方的寒冷，因為印尼是個沒有冬季的國家。他自言印尼華校的中文水平不俗，讓他能夠應付中國的大學教育，並在1963年畢業。
大學畢業後，陳先生獲分派到省內陸豐縣（今為縣級陸豐市）的一所中學任教，主要任教體育，兼教生理學和英語。據此可知六十年代的內地學校，並非如今人所想像般不設英語課，他說當年內地高中的英語課程內容是頗深的。由於英語師資不足，學校安排他任教初中英語，當時內地生活水準較低，月薪只有人民幣五十多元。
內地實行改革開放前，陳先生決定移居香港，花了四年時間申請，終於在1977年來到香港。由於學歷不獲港英政府承認，他只有在工廠工作，月薪港幣七百多元。他自言在內地的生活比較艱苦，因此很快適應了香港的生活。由於得到印尼家族的資助，陳先生曾在八、九十年代經營一家傢俬店，當上老闆。對於回歸後的香港，他個人的感覺是，香港的發展其實比回歸前更快。
陳先生少時在印尼生活約二十載，歷經荷治、日佔和獨立後的印尼，完成華校高中課程。接著回國就讀大學和工作，歷時十八年；其後在香港生活四十六年，見證回歸前後的香港。作為大多數居港印尼華僑的縮影，這個獨特香港社群的經歷值得記錄，為香港史增添一頁。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會員 梁勇博士
（本文曾於2024年1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