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研習道教史而讀了劉咸炘(1896-1932)的《道教徵略》，並及於他的一些文章，誠如論者所說的博學精思。劉咸炘勤於著述，深入經、史、子、集各個範疇，可惜英年早逝，兼且一生幾乎足跡不出成都，故此在當時全國學術界影響不昭。但名聲大得多的如陳寅恪、梁漱溟等，都推許他為近世四川甚有成就的學者。錢穆曾在《中國史學名著》中對學生說，若見到劉咸炘的著作，應仔細翻看。
直言之曰讀書人
由於家學淵源深厚，年僅二十歲的劉咸炘，已執教於著名的書塾——尚友書塾。後來他還與蒙文通、唐迪風(唐君毅的父親)等人共同創辦了敬業學院，又被聘為國立四川大學教授。「褒之曰清，貶之曰無能，直言之曰讀書人。」(《自題三十二歲像贊》)劉咸炘正是以讀書人自我期許，始終以讀書、著書、教書為志業。他將其著作總名為《推十書》，顯然是取自孔子所說的「推十合一為士」。就是要能探討萬事萬物的內在規律，由博返約，形成自己的一整套學問。
孔子又說過「士志於道」，這「道」是儒家所追求的仁政，在現代可以理解為社會良心。儒家認為人人皆可以通過學習而達到聖賢境界，故此雖然窮研萬事萬物，無非是以人事為目的。劉咸炘推崇中國傳統價值觀，撰文批評過胡適、周作人等新文化運動主將，因而被歸類為「保守主義」學者。只不過在五四前後的新舊文化激蕩中，他自覺到應當弘揚優秀傳統。「其實中西是地方，新舊是時代，都不是是非的標準，我自有我的眼光。」(《看雲》)劉咸炘研讀過不少譯著，廣泛借鑒了西方社會學、宗教學、哲學的理論，對傳統學術加以發揮。
歷史學是劉咸炘學術體系的核心，他說：「吾之學，其對象一言以蔽之，曰史。此學以明事理為目的，觀事理必於史」，而「橫說謂之社會科學，縱說則謂之史學，質說括說謂之人事學可也。」(《道家史觀說》)人事學類似現在所說的人文學科，劉咸炘賦予史學寬廣的內涵。廣義的史學和社會科學是對等的，一時間一空間，從而人們可以了解一個時代的精神面貌和文化主幹。讀書做學問，目的在求理，理是包含歷史發展的動因，而明理的途徑，在於讀史，接受歷史教育。
據回憶，劉咸炘平時沈默寡言，每當月朗風清，卻會購買酒肴在塾中和學生一邊看月，一邊討論學問，暢談暢飲直到深夜，這可看出劉咸炘為師風範。他力圖用一定的哲學綱旨，貫通天、地、人的各種事理，嘗試形成一個理論體系。因此，其史學對於現代學子來說，頗難把握。不過，同時擔當塾師和教授，使劉咸炘思考由舊學向新知的轉變中，歷史教育有何不同。雖經時代變遷，有些論點還是值得思考，以下只能就兩三點略說。
凡讀書者必有注意所在
首先，劉咸炘注重啟發學生，培養他們的自發性以及問題意識。「凡讀書者必有注意所在，此即是題」，而「能自得題，尤為善學矣。」(《尚友書塾課目》)能發現問題是學習的關鍵，故此他把教學分為授讀、講就、問難、作文命題、改文五個部分。(《教法淺論》)不僅在教學上要引導學生抓住問題，在考試出題時也要體現問題意識，不可僅僅要求死記硬背、依書直述。劉咸炘自己讀書的心得，是為學要勤於思考，多作札記以積儲資料。
其次，大學階段的歷史教育要擺脫傳統歷史教學著重朝代興亡史事的窠臼。「讀史有二法。觀事實之始末，入也。察風勢之變遷，出也。」(《治史緒論》)歷史事實是歷史教育的第一層次，應當從歷史事實中走出來，以觀察風勢之變遷，把講授歷史進程的趨勢和社會風氣作為歷史教育的重點。這裡的「風」包括「時風」（時間）和「土風」（空間）兩部分，一代有一代之風，當中也包含著不同的地域性差異。當時學界紛紛標榜科學治史，又以各式史觀為尚，如進化史觀、唯物史觀。然而，史識决不是依靠理論得來，必須經過事實的考証而出，事實亦不可孤立而論，必須置於風勢變遷之中以求把握。這才能做到既注重實証，也能系統把握全史。
最後要說，他曾經擔憂學校課程忽視經典文本，使能夠讀懂文化元典的人越來越少，「將使學術之源不在巨著鴻篇而在雜誌小報」。這樣，怎能傳承數千年的中國文化？「以言普教，吾見其降教而已。」(《語文平議》)確是讓人玩味。普及而不得其法，只能降低水準，放諸今日，可謂不幸言中。唐君毅在《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自序提及諸多師友之作品，有助民族精神之自覺，其中便包括劉咸炘之論中國社會與倫理，多少也可看到劉咸炘史學思想的旨趣所在。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祕書 鄺明威
（本文曾於2012年10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