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文學院開設的「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兼讀課程,由香港大學榮休教授、前中文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趙令揚教授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籌辦成立。學員在兩年學習期間,需進行獨立研究,撰寫畢業論文。畢業同學十分珍惜他們在研究過程中所作出的努力,自發地把他們提交的畢業論文撮要結集,出版成《根本集》。其後,星島日報為此特闢專欄,亦以「根本集」為名,每月一篇,由課程同學或歷史研習者輪替執筆,成果匯篇成書,至今已出版 7 集。7 本結集顯示了作者對歷史的愛好、對學術的熱誠、對推動國史研究的承擔,和對修讀課程期間學習經歷的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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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地山推動香港新文化發展

許地山推動香港新文化發展

1932年12月,香港大學決定辭退漢文總教習賴際熙(1882-1903)和區大典,企圖改變中文學部一直單純以中國舊學為主要教學內容的習慣。因為北洋政府教育部於1920年已下令全國中小學教科書改用白話文,而胡適(1891-1962)也曾指出:「大陸上的中文教學早已經過了很大的變動,而港大還完全在那變動大潮流之外。」其後,在胡適的推薦下,香港大學於1935年6月正式聘請許地山(1893-1941)出任中文學部負責人。9月,許地山抵港,直至1941年病逝,期間他除了教學外,同時也把新文學帶到港大中文學部,他還希望影響整個香港社會,讓香港人接受新的觀念,在當時而言,確已引起社會大眾對相關問題的注視和討論。

1920年代,中國在政治上,南北因法統之爭形成尖銳對立,且軍閥干政而又相互混戰的紛亂局面,迫使國人南遷香港避禍。由於華人的數量大幅急升,中文教育顯得更為需要。同時,除了人口驟增外,不少內地的知識份子也紛紛來港辦學,造成香港私立中文學校的增設。其次,愛國運動思潮也已由學生及知識份子擴展至工人階級。1922年的香港海員罷工,以及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造成香港社會動蕩和引發反英情緒,其中「省港大罷工」的影響尤大。

港英當局從這次大罷工中,汲取經驗教訓,瞭解要繼續有效管治香港,中國因素是必須要加以考量。所以,在教育方面,港府為了表示尊重中國傳統文化,乃積極提倡中文教學。當新任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 1875-1947)於1925年11月抵港後,即致力提升本地中文教育的水準,以便重新建立省港兩地的友好關係。

翌年,金文泰便建議香港大學增設華文科,並採用傳統舊學為教學內容。至於香港大學強調「中國的舊學」,只是為了淡化由新文化運動引起的近代中國民族意識。1927年,中文學部正式成立,又稱中文學院,由賴際熙兼任主任。由於港府的教育政策較偏向舊學,造成香港大學在中文方面只是教授中國的傳統經典,並以舊式科舉宿儒作為教學主力,故無法順應時代需求。這種現象不免引起社會微詞,師生也諸多反映,遂引起校方關注。

所以,當金文泰於1930年離任,香港大學遂提出改變中文學部教學內容的計劃,最終並聘請了許地山出任中文學部負責人。許氏同意南下香港,希望可以把新的文化觀念帶來,協助港大中文學部脫離「舊式科第文人」的手,以便承接內地中文教學的新潮流。而許地山在港大任教期間,除了參與各種文化活動外,他對香港新文學的發展也極為關注,還積極地創作新文學。

今天,中國大陸已經普遍實施國語教學逾九十年,香港卻依然裹足不前。而另一方面香港由於是以使用粵語為主的城市,因此大部分香港的學生,說的是粵語,聽的也是粵語。但香港教育當局卻要求學生們要用「我手寫我口」的白話文來表達中國語文,這實在有點緣木求魚吧﹗相信惟有全面採用普通話教學,才可以讓港人在運用中國語文的能力有所提升。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同學會執委  周正偉博士

  (本文曾於2012年12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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