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文學院開設的「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兼讀課程,由香港大學榮休教授、前中文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趙令揚教授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籌辦成立。學員在兩年學習期間,需進行獨立研究,撰寫畢業論文。畢業同學十分珍惜他們在研究過程中所作出的努力,自發地把他們提交的畢業論文撮要結集,出版成《根本集》。其後,星島日報為此特闢專欄,亦以「根本集」為名,每月一篇,由課程同學或歷史研習者輪替執筆,成果匯篇成書,至今已出版 7 集。7 本結集顯示了作者對歷史的愛好、對學術的熱誠、對推動國史研究的承擔,和對修讀課程期間學習經歷的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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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奮鬥與中國現代化的關係——以司徒美堂為案例

華僑奮鬥與中國現代化的關係——以司徒美堂為案例

所謂現代化是指人類社會向更先進、更完善、更美好的生活方式轉型的過程,這種轉型代表生產力的提高、社會制度的完善,以及生活條件的改善。在近代,中國經歷一系列的内外困境,人民一直尋找通向現代化的道路。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等各種救國方案陸續出現,但都以失敗告終。這些嘗試當時未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本質,也未能讓人民擺脫苦難。鴉片戰爭之後,清朝日益衰弱,華僑在境外的處境極度不穩定,所以迫切希望祖國强盛。在這樣的黑暗日子裏,華僑摸索着尋找出路,積極組織革命團體,其實力不容小覷。1894年11月,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成立興中會,首批入會的二十多人都是華僑。1905年8月,興中會與光復會、華興會等合倂為同盟會,分支亦在歐洲、美洲、南洋成立,1910年美國西部就有15個分會。華僑提供了大量的資金,動員同胞支持革命,向國際社會解釋革命的意義,給革命注入新的思想,為辛亥革命的成功提供寶貴的物質和精神支持。孫中山就曾說道「華僑為革命之母」,華僑除了是辛亥革命的倡導者、支持者,亦是中國走上現代化之路的奠基者。這裏,筆者想舉鮮爲人知的司徒美堂爲例。

司徒美堂個人生平:

1868年出生在廣東省開平市一個窮苦的農民家庭,12歲到美國謀生,在唐人街一家餐館做雜工。今日與當年,美國種族歧視依然。在那個排華的時代,華僑經常遭到美國暴徒的襲擾,這些人稍有不順就動手打人、砸搶店堂。司徒美堂常路見不平強出頭,還因此吃了官司。排華、種族歧視,使司徒美堂身居他鄉,卻心繫祖國,痛恨腐朽的清朝。 17歲加入洪門「致公堂」,在華僑社會中進行反對滿清的活動。 1894年,他在致公堂內組織「安良工商會」,簡稱「安良堂」,以「鋤強扶弱,除暴安良」為號召,並逐漸壯大勢力,先後擔任安良堂的總理達40餘年之久。安良堂在美國華僑中有相當的群眾基礎,於舉辦華僑互助互濟事業、支持辛亥革命、抗日戰爭等方面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而司徒美堂自己也在積極參與安良堂的活動中,從一名雜工逐漸成長為愛國華僑領袖。

司徒美堂資助孫中山的革命活動:

1904年,孫中山到美國向華僑宣傳革命,受到致公堂的熱烈歡迎。他要求洪門兄弟在「推翻清朝,建立民國」的大目標下團結起來,增添反清的革命色彩。至黃花崗起義,國內同盟會電告孫中山,急需一筆巨款。司徒美堂得知後,打算發動捐款,但在短期內無法籌足,於是建議:將加拿大多倫多、溫哥華、維多利亞三處的四幢致公堂大樓典押出去。這個意見為洪門兄弟採納,典押款項很快就匯回國內。

司徒美堂為抗戰募捐:

歷史鏡頭轉向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司徒美堂與旅美愛國進步人士共同發起組織「紐約華僑抗日救國籌餉總會」,在成立宣言中,號召華僑「毀家紓難」 ,「一致團結,出財出力來援助祖國抗戰」。

該組織的任務是對整個華僑社會進行總動員,監督和協調一切愛國活動,特別是籌款和宣傳活動。紐約市區每月參加各種救國活動的華僑達3萬多人次,使得紐約華僑抗日救國活動進一步高漲,有力地帶動全美國乃至整個美洲華僑社會。從九一八事變到抗戰勝利,美洲華僑開展抗日救國活動長達14年。據統計,在此期間美洲華僑為祖國捐款總額達6900多萬美元,其中美國華僑捐款5600萬美元,僅紐約「籌餉總會」募捐即達1400萬美元。

籌餉總會還與宋慶齡在香港領導的「保衛中國大同盟」進行秘密聯繫,將美洲華僑的部分捐款資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當時美洲華僑僅約20萬人,經濟實力有限,仍匯回巨額款項,有力支援祖國的抗戰。司徒美堂成為美洲華僑抗日救國活動的一位重要帶頭人,正如重慶《新華日報》的評價:「抗戰以來,他領導旅美僑胞作熱烈捐獻活動,成績斐然。」1949年,司徒美堂定居北京。

華僑文化究竟與中國現代化關係有多大?歷史在這裏沉思!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會長   何漢權

(本文曾於2023年9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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