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嶺南大學創校一百二十五週年的日子!嶺南大學在香港只有四十六年歷史,但在廣州卻度過了六十四個年頭,那是中西文化交會、新舊變遷的時代。嶺南大學雖位處南國一隅,卻見證了清末、民國、共和國初年的政治、社會巨變,與中國現代史息息相關。這是一段嶺南學生和社會大眾都遺忘,且無興趣憶起的歷史,今藉機勾勒概括,以明嶺南大學與中國現代史的關係。
清光緒十四年(1888年),美國長老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傳教士哈巴博士(Andrew P. Happer)在廣州創立「格致書院」,是為嶺南大學(廣州時期簡稱「南大」,香港復名後稱「嶺大」)的前身。首名報讀者是孫中山先生的摯友、四大寇之一的陳少白,於是陳少白成為嶺南大學(以下簡稱南大)首名學生,南大與中國現代史接軌自此起。陳少白在格致書院肄業兩年,孫中山先生安排其轉讀香港西醫書院,兩人結為兄弟,從此朝夕談論革命。孫中山先生在西醫書院畢業後,陳少白旋即退學,追隨他參加革命:策劃起義、奔走宣傳,以喚醒民眾。其後,格致書院另一名學生史堅如聯絡陳少白,加入興中會,謀炸兩廣總督德壽而不果,被擒後就義,成為為革命犧牲的第二人(第一人為陸皓東)。陳少白和史堅如的革命精神感召了無數南大學生。
1900年,格致書院遷校澳門,易名「嶺南學堂」,1904年遷回廣州。1911年武昌起義,革命軍政府成立,南大學生組織「嶺南學生協助軍政府籌餉隊」,校方特准他們請假離校為國效勞,結果三個月內為革命軍政府籌得軍餉約白銀七萬元和金飾一大袋。中華民國成立後,孫中山先生於1912年5月親臨南大向學生講話,事後由秘書致函校方,隨函附贈支票,函曰:「孫總理對嶺南關切至殷,對其超卓之成就,亦極嘉許……認為貴校值得國人一致同情,如時機成熟,彼定必對此優異之學校悉力贊助。附支票兩千元,希為查照。」1923年12月,孫中山先生再次到訪嶺南大學,向學生演說,他讚揚南大「規模宏大,條理整齊,教育良善」,並勉勵南大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這句話從此成為嶺南精神的內涵。孫中山先生與南大關係密切,其子孫科是南大校董。1925年3月,孫中山先生逝世,南大是廣東最早舉辦追悼會的機構。
1927年,校方正式向國民政府教育部註冊為「私立嶺南大學」,並從美國人手中收回辦學權,由鍾榮光博士出任首名華人校長。吳梓明教授曾撰〈嶺南大學與中國現代化〉一文,指出南大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在於:一、西方新科學知識的引進;二、現代化國民素質的培養;三、國際全球化的關懷。舉其要者,南大農學院應用新科技試驗種植各種中西蔬菜、花果等,改良東莞白米尤為著名,促進華南農業現代化。此外,南大與國家鐵道部合辦工學院,培養鐵路和公路技術人才。首批醫學院學生在抗戰時畢業,隨即到西南大後方從事防疫和救治工作,為國效力。
抗戰勝利後,南大迅速恢復元氣,1948年由陳序經博士接任校長職,親自遊說多名全國頂級教授到南大任教,如史學家陳寅恪、數學家姜立夫等,一時人才之盛,全國罕見。國共軍隊在東北、華北、華東激戰,南大在南方壯大,規模和校譽達於顛峰。
內戰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南大繼續運作,中央人民政府還撥款資助。1950年韓戰爆發,新中國抗美援朝,美國遂成為國家頭號敵人。南大雖非教會控制的大學,但以基督精神立校,又由「美國帝國主義者」創立,校內便有不少美籍教授,逐漸成為新政府打擊的目標。1952年,新政府推行「中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政策,大規模拆分和合併全國大學各院系,並撤銷私立大學和具宗教背景的大學,以根除美國式學制,全面貫徹蘇聯的高等教育模式。在這場運動中,南大被迫與中山大學合併,部份院系併入其他大學,落得除名、肢解的下場。
嶺南大學隨中國現代史的波浪而浮沉,既激起浪花,又沉沒水底,沉沒十五年後終於露出水面,1967年在香港復校,恢復它在中國高等教育中的席位。
(本文資料主要參考吳梓明《基督宗教與中國大學教育》和楊華日《鍾榮光先生傳》)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高級講師及港大中史研究碩士同學會會員 梁勇
(本文曾於2013年12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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