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是古代士人渴望追求的最高理想、價值和真理，此即孔子所謂的「志於道」（見《論語˙述而》）。然而要達成這一目標卻不容易，因為「道」對大部份人來說像一個距離很遙遠並且不易到達的聖域，所以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見《論語˙泰伯》）。除了依靠自身剛強的毅力作長期奮鬥外，大多數人還需要老師的輔助才能更接近「道」。儘管老師肩負著「傳道、受業、解惑」（見韓愈〈師說〉）的重責，但當中的一部份卻被橫加白眼。這情況到近來更愈演愈烈，越來越多老師感到自己不被尊重。本文試圖追溯這一現象的歷史淵源，探討歷代統治者如何對待老師，進而闡釋帝師的地位每況愈下這一事實。
老師的地位在先秦時期最高。《禮記˙學記》云：「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意即大臣在兩種特殊的情況下可「不臣於君」，其一是臣子在屍祭中擔任祭主的時候，其二則是臣子出任老師的時候。然而老師的尊貴地位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皇帝制度後卻未能延續，因為秦及漢初朝廷不立天子之師。西漢末年復立帝師，據《唐六典》卷一所載：「漢哀、平間，始尊師傅之位在三公上，謂之「上公」，明雖天子必有所師。」太師、太傅和太保作為皇帝的老師，其地位在丞相、太尉等三公之上，可謂位極人臣。由於朝廷對帝師也有極高的要求，「非道德崇重則不居其位，無其人則闕之」，所以在漢魏時期「或廢或置」（均見《唐六典》卷一），由此可見在制度上天子有師傅之美名，但其實則多是尊而不用。到了唐代，太師、太傅和太保這些職位甚少除授，多見用於大臣卒後的贈官，而真正負帝師之責的則是侍讀和侍講學士。侍有承、奉之意，也有陪侍之意，所以不論是侍讀或侍講均是以卑侍尊，為師之尊嚴幾乎蕩然無存。
儘管侍讀和侍講學士僅是五品官員，但有些皇帝對他們的老師仍然畢恭畢敬。據《舊唐書》卷一百二〈馬懷素傳〉記載：「（馬）懷素...深為玄宗所禮，令與左散騎常侍褚无量同為侍讀。每次閤門，則令乘肩輿以進。上居別館，以路遠，則命宮中乘馬，或親自送迎，以申師資之禮。」儘管唐玄宗禮待其師，但他並未有在制度上提高侍讀和侍講的地位。到了宋代，講讀官在經筵為皇帝講課時更需站立，不能像前朝的侍讀和侍講官一樣與君主「坐而論道」。兩宋之際的名臣葉夢得（1077-1148）對這一轉變有深刻的描述，現引錄如下：
國朝經筵講讀官舊皆坐，乾興後始立。蓋仁宗時年尚幼，坐讀不相聞，故起立欲其近爾，後遂為故事。熙甯初，呂申公(呂公著)、王荊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吳沖卿(吳充)知諫院，皆兼侍講，始建議：以為六經言先王之道，講者當賜坐，因請復行故事。…蘇子容(蘇頌)…等以為講讀官曰「侍」，蓋侍天子，非師道也。…申公等議遂格。今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唯當講，官起就案立，講畢復就坐，賜湯而退。侍讀亦如之，蓋乾興之制也。」見《石林燕語》卷一
從上可知講讀官直至宋真宗晚年仍是坐著侍講，直至仁宗初年才因為便於溝通和指導年幼皇帝的原故才離開坐席和站近天子，而這一立講的模式不單未因仁宗年歲漸長而改變，反而成為了新的常態。到了神宗初年，呂公著和王安石等人認為「六經言先王之道，講者當賜坐」，試圖恢復宋初的坐講，但被蘇頌等人以「侍，蓋侍天子，非師道」為由否決。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講讀官儘管是站著侍講，但皇帝對其師仍甚具禮數。講讀官到來時，北宋的皇帝會先請其就坐並賜茶作迎接，且在課堂完結後讓其復坐並賜湯慰勞。相比之下，明代的講官不單是站立侍講，還需在講畢後跪謝皇帝，「前後皆一拜三叩頭。」《春明夢餘錄》卷9〈文華殿〉更有甚者，「（景泰）帝每臨講幄，輒命中官擲金錢於地，任講官遍拾之，號恩典。」（見《明史》卷一百五十二〈儀子銘傳〉）講官需俯伏取錢謝恩，可見其在景泰帝眼中與乞丐無異。帝師之尊嚴淪落至此，可謂不勝唏噓。
綜上所述，可知帝師的地位在先秦時期最尊，甚至可不臣於君，但此後卻無以為繼，其品位從西漢晚年王臣之最高位的上公降至唐代與一般「朝臣」無異的侍讀和侍講。其後宋代講官從坐講到立講的轉變，乃至明代皇帝對其師之傲慢態度，均是師道日益不振之明證。帝師尊嚴之殞落，反映了統治者對真理和知識追求的漠視，越發背離知識份子追求的「道」，教育日漸淪為政治的附庸。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執委 朱銘堅博士
（本文曾於2022年2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圖片：電影《孔子決戰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