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的知識分子對於自晚清以來積弱已久的國勢痛心疾首，紛紛提出不同的「救國」方案。有見列強恃其船堅炮利以稱霸，不少有識之士均以西方文明為救國良藥，主張以科學救國。另一派意見則認為外國的富強之路並不適合中國，因此希望從中國傳統文明中提取精華，再推而廣之以救時弊。時為清華大學學生，後來成為北京大學副校長的國學大師湯用彤（1893-1964）是這一派的擁護者。他認為宋儒朱熹（1130-1200）和明儒王陽明（1472-1529）的學說是「中國之良藥也，中國之針砭也，中國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也」，因此在1914年的《清華周刊》上發表了〈理學譫言〉一文，闡釋以宋明理學救國的觀點。
湯用彤在文中首先回應當時甚為流行的科學救國論，指出提倡科學的人不應鄙視理學，因為「理學為天人之理，萬事萬物之理，為形而上之學，為關於心的；科學則僅為天然界之律例，生物之所由」，若然只着重科學而屏棄理學，則人類便會變成沒有靈魂的軀殼，「馭身而不能馭心，馭驅形骸而不能驅精神」。推而廣之，若「國人皆惡理學，則一國之人均行屍走肉耳」，即使「精械利兵」也不足以救國。事實上晚清自洋務運動以來便鼓吹西洋科學，使「理化算數日灌輸於全國人之腦中」，但是「行之四十年，而其弱如故，且又甚焉」，國勢越發衰敗。湯用彤認為其根本原因在於「理化算數」這些科學思想在「無堅固之良知盾其後」的情況下，不但不能富國強兵，還會變成「亡國之利器」，因為當科學家擺脫了道德的枷鎖，「巧詐之心日緣以生」，「天性洎沒」，容易淪為「狠戾險嫉之人」，助暴君「日日製殺人之具」和「增其機械計謀之毒」，成為禍國殃民的幫凶。
中國國勢持續不振，湯用彤歸因於國人在精神和道德上的缺陷，當中以「荒惰」和「無恒」兩者為禍最深，是「吾國百事不整之原因」，俱因「荒惰」和「無恒」之人知道自己有過錯也不會改正，在行善方面也不會竭盡全力，久而久之更會生出「嫉」和「驕」兩種心態。前者妒忌賢人，「知人之有善，則痛心疾首，必敗壞之而後快」；後者狂莽自大，視「天下之內除我而無外善人」。即使明知自己有錯也會「極力掩蓋，不使人知」。在湯用彤眼中，驕與嫉兩者是「人類之賊也，社會中之破壞家也，國家天下之惡魔炸藥也。」既然社會「風俗猖披，人情詭詭，奸偽陰險書盡南山之竹，暴戾恣雎洗穢東海之波」，在「朝無鯁直之臣，野無守正之士」的情況下如何挽救民族和國家？抱着「國之強盛繫於民德」的信念，湯用彤主張以宋明理學重建國人之道德和價值觀，正浮囂放蕩之時弊。
朱熹學說中所謂「窮理致知反躬實踐」這些「涵養身心」的功夫被湯用彤視作提高國人道德水平的良方。人的習性大都有「好逸而惡勞，好諛而惡直，好高大而惡中庸」的傾向，如果不能時常「加以鞭策，制以絕索」，則人的行為便會不自覺的像野馬一樣放縱。朱子的窮理之方在湯用彤看來就像鞭策馬匹的繩索，「控馭之而不使外逸」。為了在馬上騎得安穩，對馬鞭的掌控更是時刻不能放鬆，正如人對自己的言行需要恆常保持警惕，「時時須省察，時時須存養，時時有過即時時當改，時時縱情即時時當節，勿以一言之善而自滿，勿以一行之善而自驕。」湯用彤強調不斷反省自身、改過遷善和戒驕戒縱以提高個人道德修養的做法，正是受到王陽明「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毀譽榮辱，久久自然有得力處」這一心學思想的啟發。
在〈理學譫言〉一文刊發百多年後的今天，儘管中國已不再如民國初年般為列強所欺凌，而宋明理學救國的主張在今人眼中或許已顯得不合時宜，但湯用彤對國人荒惰驕嫉的道德缺陷和對「朝無鯁直之臣，野無守正之士」這一歪風所作的尖銳批判，時至今日仍然值得反思。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副會長朱銘堅博士
（本文曾於2023年1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