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皕宋樓藏書的啟示——香港文獻保育的走向

清代皕宋樓藏書的啟示——香港文獻保育的走向

1907年,浙江的中國四大藏書樓之一皕宋樓,創辦人陸心源的兒子陸樹藩因家中絲綢生意的經營未如理想,將全數四萬多冊被視為國寶的藏書出售,轟動一時。

皕宋樓有不少宋元明善本書籍,而且當中有很多屬於孤本,是藏書家陸心源由祖父陸鏞以來,經歷三代的珍藏。陸心源辭官後於浙江的歸安城建立「皕宋樓」、「十萬卷樓」和「守先閣」,藏書達十萬多卷,皕宋樓所藏主要是宋元版本書籍,十萬卷樓則藏明以後的精抄本,而守先閣則存普通書籍。陸心源於太平天國起義期間,買得大量江浙藏書家的珍藏,原則是「非聖之書,不敢濫收」,使藏書樓的庫藏更具規模,以皕宋樓最為聞名,陸心源希望收藏二百部宋版書籍,故名之皕宋樓,他死時告誡後人不得變賣藏書。

然而,兒子陸樹藩的絲綢生意不景,只好於1902年變賣圖書,挽救其家族及鄉里的頹局,在售賣的過程中,他的原則是不分拆發售,須全部購買,保留書籍的完整性。他希望清廷能購買,並曾經上書兩江總督藏書家端方(1861-1911),建議建立上海藏書樓擺放藏書。端方也是近代的教育家,曾建立中國第一所幼兒園及省立圖書館,這亦是陸樹藩致函端方的原因。

可是,清廷沒有積極考慮,陸樹藩提出如果清廷能建立合適的藏書樓,便願意捐贈所藏,但經過兩年亦沒有回音,家族猶需資金過活,陸樹藩便把珍藏公開發售,日本漢學家重野安繹(1827-1910)及其學生岩崎彌之助(日本三菱集團的創辦人之一)知道消息,便與陸樹藩商量購書,當時藏書已「塵封之餘,繼以狼藉」,岩崎彌之助願斥資十二萬銀元購買,是當時唯一有能力及識見的買家,雙方對於藏書的買賣及運送都守口如瓶。期間,陸樹藩的好友張元濟(1867-1959,即商務印書館的創辦人)得知書籍即將售出,便趕至陸樹藩家商討購買之事,可是陸樹藩已承諾將書籍售給岩崎彌之助,並需保密,張元濟多番請求,只得知書價大約為十萬元,張元濟稱願先付六萬元,並保證日後可以籌得餘款,陸樹藩則不置可否。1907年6月,浙江湖州碼頭罕見出現小火輪,並拖著三艘盛滿書籍的河船一直移至上海,到達上海後加以點算,然後把四萬多冊的書籍裝到日本的汽船,就這樣,三座藏書樓的藏書,靜俏俏運到日本的岩崎公館,後再遷入東京靜嘉堂文庫。而靜嘉堂文庫有嚴謹的閱書制度,書籍絕不外借甚至拍攝,慶幸藏書經歷了關東大地震及東京大轟炸後,都安然無恙,皕宋樓的藏書至今仍妥善保存於靜嘉堂文庫,奠定了文庫在日本漢學界的地位。

藏書東渡日本的消息傳出,震撼整個學術界,朝野都對中國失去大量宋版書籍感到憤慨,有識之士無不握腕長嘆,矛頭多指清廷。那麼究竟宋版書籍有何價值呢?明清時已流行一說法,就是「一頁宋版,一兩黃金」,皕宋樓有超過2600冊宋版書籍,現今臺北故宮博物館有近3000冊宋版書籍,可知皕宋樓的藏書能媲美世界級博物館,經營過百年的山東省圖書館也只有數十冊宋版書籍,另外皕宋樓還有2000冊與宋版同樣珍貴的元版書籍,這便能量化皕宋樓藏書的珍貴程度。不過,日本人非從價錢著眼,而是其文化價值,日本漢學家河田羆(1842-1920)於靜嘉堂文庫收入皕宋樓藏書後,為文庫整理圖書及編定目錄,出版《靜嘉堂秘籍志》,他概述了宋版書籍的可貴之處。在唐末五代,書籍開始以雕刻印刷,到宋代的刻板更臻精美,不少是書法家的字體,造工仔細,少有錯處,印行數量極少,堪稱藝術品。元朝承襲南宋的刻板雕刻,書籍的相貌相近,但到明朝之後,書籍輾轉抄寫,或坊間濫造書籍,錯漏百出,質素成疑,往往需要運用宋元版本書籍校訂明清的版本。而數百年來經歷戰亂,宋元版本書籍流失極多,難以流傳至後世,日後大家都只能參看可能有不少錯處或改動的明清版本書籍,習非成是而不自知。可見宋元版本書籍全都屬於國寶。

從皕宋樓藏書的去向,給了我們極大的啟示,主要是國人識見的問題,近一百年前,除日本的漢學家,商家也明白中國文獻的寶貴,願意不惜花費大量金錢加以採購而又不會從事炒賣,對文獻細心保存。反觀香港的文獻保育,大多只由個別大學和慈善團體出力保存,甚少有財力雄厚的人具識見知道香港的文物和文獻檔案的重要性,反而民間個別人士和團體,或出於個人嗜好,或出於對香港歷史的鍾愛,花費鉅額競投珍貴的香港文獻,例如香港收藏家協會的成員,會從外國網站競投與香港有關的照片或書信等物品,與外國買家相爭,單單一張照片可能動輒需花費上萬元。特別是抗日時香港的歷史資料,文獻記錄相對不足,由民間搶購文獻的情況不太健康,史料最終仍處於散佚的狀態,香港又甚少民間博物館作協調,政府部門則出現行政制肘及缺乏相關保護文獻檔案的條例,文獻史料每日都被拍賣,不禁會問為何沒有具能力的人或組織統籌其事呢?這裡關乎社會對歷史的識見和感情,一方面需要向政府及商界力陳原因,以補缺口,但另一方面需要治本,就是從教育入手,讓學生明白文物和文獻檔案保育的重要,把零碎的檔案合成完整而客觀的香港歷史。未來如果只可以從摩羅廟街古董店或競投網站重遇散佚的文獻檔案,甚或要遠赴他邦才能認識香港的歷史,這是十分諷刺的。既然中學中史科即將推行香港史教學,應該增添文物及文獻保育作為活動教學,可定之為校本課程,讓學生親自見證歷史如何妥善保留下來,並燃起尋找歷史足跡的興趣。除了參與文物復修,學生可以在學校附近尋找材料,例如九龍城一男校會讓學生以九龍的街道歷史為題作專題研習,期間如學生找到與母校有關的舊街道路牌,學校與舊生會便可合作,協助學生保育那珍貴的路牌,並於校內展出,學生除了認識街道的歷史,更會讓學生留意身邊的歷史足跡,學生長大後就會對香港甚至中國的文物和文獻,具有保育的意識。

皕宋樓的藏書已不能追回,但昔日腐敗將亡的清廷在此事中吸收教訓,當時另一藏書樓八千卷樓即將倒閉及賣書,清廷立刻命藏書家繆荃孫(1844-1919)搶購書籍,並與端方一起籌建江南圖書館,將藏書安放其中,該館成為中國第一所公共圖書館,即日後的南京圖書館。連當日負債累累的滿清政府,也盡餘力保存國粹,今天繁榮富裕又早已實施普及教育的香港,所欠的究竟是甚麼呢?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同學會秘書                                  麥宇翰

(本文曾於2019年3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圖片: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