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浙江的中國四大藏書樓之一皕宋樓，創辦人陸心源的兒子陸樹藩因家中絲綢生意的經營未如理想，將全數四萬多冊被視為國寶的藏書出售，轟動一時。
皕宋樓有不少宋元明善本書籍，而且當中有很多屬於孤本，是藏書家陸心源由祖父陸鏞以來，經歷三代的珍藏。陸心源辭官後於浙江的歸安城建立「皕宋樓」、「十萬卷樓」和「守先閣」，藏書達十萬多卷，皕宋樓所藏主要是宋元版本書籍，十萬卷樓則藏明以後的精抄本，而守先閣則存普通書籍。陸心源於太平天國起義期間，買得大量江浙藏書家的珍藏，原則是「非聖之書，不敢濫收」，使藏書樓的庫藏更具規模，以皕宋樓最為聞名，陸心源希望收藏二百部宋版書籍，故名之皕宋樓，他死時告誡後人不得變賣藏書。
然而，兒子陸樹藩的絲綢生意不景，只好於1902年變賣圖書，挽救其家族及鄉里的頹局，在售賣的過程中，他的原則是不分拆發售，須全部購買，保留書籍的完整性。他希望清廷能購買，並曾經上書兩江總督藏書家端方（1861-1911），建議建立上海藏書樓擺放藏書。端方也是近代的教育家，曾建立中國第一所幼兒園及省立圖書館，這亦是陸樹藩致函端方的原因。
可是，清廷沒有積極考慮，陸樹藩提出如果清廷能建立合適的藏書樓，便願意捐贈所藏，但經過兩年亦沒有回音，家族猶需資金過活，陸樹藩便把珍藏公開發售，日本漢學家重野安繹（1827-1910）及其學生岩崎彌之助（日本三菱集團的創辦人之一）知道消息，便與陸樹藩商量購書，當時藏書已「塵封之餘，繼以狼藉」，岩崎彌之助願斥資十二萬銀元購買，是當時唯一有能力及識見的買家，雙方對於藏書的買賣及運送都守口如瓶。期間，陸樹藩的好友張元濟(1867-1959，即商務印書館的創辦人)得知書籍即將售出，便趕至陸樹藩家商討購買之事，可是陸樹藩已承諾將書籍售給岩崎彌之助，並需保密，張元濟多番請求，只得知書價大約為十萬元，張元濟稱願先付六萬元，並保證日後可以籌得餘款，陸樹藩則不置可否。1907年6月，浙江湖州碼頭罕見出現小火輪，並拖著三艘盛滿書籍的河船一直移至上海，到達上海後加以點算，然後把四萬多冊的書籍裝到日本的汽船，就這樣，三座藏書樓的藏書，靜俏俏運到日本的岩崎公館，後再遷入東京靜嘉堂文庫。而靜嘉堂文庫有嚴謹的閱書制度，書籍絕不外借甚至拍攝，慶幸藏書經歷了關東大地震及東京大轟炸後，都安然無恙，皕宋樓的藏書至今仍妥善保存於靜嘉堂文庫，奠定了文庫在日本漢學界的地位。
藏書東渡日本的消息傳出，震撼整個學術界，朝野都對中國失去大量宋版書籍感到憤慨，有識之士無不握腕長嘆，矛頭多指清廷。那麼究竟宋版書籍有何價值呢？明清時已流行一說法，就是「一頁宋版，一兩黃金」，皕宋樓有超過2600冊宋版書籍，現今臺北故宮博物館有近3000冊宋版書籍，可知皕宋樓的藏書能媲美世界級博物館，經營過百年的山東省圖書館也只有數十冊宋版書籍，另外皕宋樓還有2000冊與宋版同樣珍貴的元版書籍，這便能量化皕宋樓藏書的珍貴程度。不過，日本人非從價錢著眼，而是其文化價值，日本漢學家河田羆(1842-1920)於靜嘉堂文庫收入皕宋樓藏書後，為文庫整理圖書及編定目錄，出版《靜嘉堂秘籍志》，他概述了宋版書籍的可貴之處。在唐末五代，書籍開始以雕刻印刷，到宋代的刻板更臻精美，不少是書法家的字體，造工仔細，少有錯處，印行數量極少，堪稱藝術品。元朝承襲南宋的刻板雕刻，書籍的相貌相近，但到明朝之後，書籍輾轉抄寫，或坊間濫造書籍，錯漏百出，質素成疑，往往需要運用宋元版本書籍校訂明清的版本。而數百年來經歷戰亂，宋元版本書籍流失極多，難以流傳至後世，日後大家都只能參看可能有不少錯處或改動的明清版本書籍，習非成是而不自知。可見宋元版本書籍全都屬於國寶。
從皕宋樓藏書的去向，給了我們極大的啟示，主要是國人識見的問題，近一百年前，除日本的漢學家，商家也明白中國文獻的寶貴，願意不惜花費大量金錢加以採購而又不會從事炒賣，對文獻細心保存。反觀香港的文獻保育，大多只由個別大學和慈善團體出力保存，甚少有財力雄厚的人具識見知道香港的文物和文獻檔案的重要性，反而民間個別人士和團體，或出於個人嗜好，或出於對香港歷史的鍾愛，花費鉅額競投珍貴的香港文獻，例如香港收藏家協會的成員，會從外國網站競投與香港有關的照片或書信等物品，與外國買家相爭，單單一張照片可能動輒需花費上萬元。特別是抗日時香港的歷史資料，文獻記錄相對不足，由民間搶購文獻的情況不太健康，史料最終仍處於散佚的狀態，香港又甚少民間博物館作協調，政府部門則出現行政制肘及缺乏相關保護文獻檔案的條例，文獻史料每日都被拍賣，不禁會問為何沒有具能力的人或組織統籌其事呢？這裡關乎社會對歷史的識見和感情，一方面需要向政府及商界力陳原因，以補缺口，但另一方面需要治本，就是從教育入手，讓學生明白文物和文獻檔案保育的重要，把零碎的檔案合成完整而客觀的香港歷史。未來如果只可以從摩羅廟街古董店或競投網站重遇散佚的文獻檔案，甚或要遠赴他邦才能認識香港的歷史，這是十分諷刺的。既然中學中史科即將推行香港史教學，應該增添文物及文獻保育作為活動教學，可定之為校本課程，讓學生親自見證歷史如何妥善保留下來，並燃起尋找歷史足跡的興趣。除了參與文物復修，學生可以在學校附近尋找材料，例如九龍城一男校會讓學生以九龍的街道歷史為題作專題研習，期間如學生找到與母校有關的舊街道路牌，學校與舊生會便可合作，協助學生保育那珍貴的路牌，並於校內展出，學生除了認識街道的歷史，更會讓學生留意身邊的歷史足跡，學生長大後就會對香港甚至中國的文物和文獻，具有保育的意識。
皕宋樓的藏書已不能追回，但昔日腐敗將亡的清廷在此事中吸收教訓，當時另一藏書樓八千卷樓即將倒閉及賣書，清廷立刻命藏書家繆荃孫（1844-1919）搶購書籍，並與端方一起籌建江南圖書館，將藏書安放其中，該館成為中國第一所公共圖書館，即日後的南京圖書館。連當日負債累累的滿清政府，也盡餘力保存國粹，今天繁榮富裕又早已實施普及教育的香港，所欠的究竟是甚麼呢？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同學會秘書 麥宇翰
（本文曾於2019年3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圖片：維基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