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6月的北京城，對於當時的許多人來說，是一個讓人心緒難安的初夏。歷經103天的改革，最終以政變結束。9月29日，英國政府提供的協助，讓康有為（1858-1927）搭乘輪船，自天津經上海抵達香港。（The China Mail ,Hong Kong, 1898.9.30, p.3.）
清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德宗（1871-1908）頒布《明定國是詔》，正式揭開推動新政的序幕：「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惟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試問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乎？……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
新政主要涉及政治、軍事、教育及經濟等範疇，如：裁汰冗官、撤除綠營、廢八股，改策論、設京師大學堂、農工商總局、礦務鐵路總局等。在甄選人才方面，康有為覲見光緒皇帝時提出：「民智不開之故，皆以八股試士為之。學八股者，不讀秦漢以後之書，更不考地球各國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至大官，今群臣濟濟，然無以任事變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臺遼之割，不割於朝廷，而割於八股，二萬萬之款，不賠於朝廷，而賠於八股；膠州、旅大、威海、廣州灣之割，不割於朝廷，而割於八股。」
把清廷衰敗的原因，歸咎於八股科舉，這不但是符合當時新知識分子的一般認識，光緒皇帝也認為，西方所學的，是有用的實學，而中國所學的，則是剛好相反。所以，按照康有為的設想，只要諭旨廢除八股，改采經制六科，就可為朝廷培養出源源不絕的新式人才。但光緒皇帝並未如康、梁等人的預期。
6月23日，光緒皇帝發布廢八股取士的上諭裡，既「著自下科為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試策論」；同時又表示，「其如何分場命題考試，一切詳細章程」，仍由各相關主管部門儘快制定公布。是項改革，需待三年後才正式實施。這是一道折中調和的上諭，顧全了存廢雙方之外，也似乎說明八股的爭議可以到此為止。
事實上，當傳出朝廷有意廢八股改策論的消息後，「時八股士驟失業，恨我（康有為）甚，直隸士人至欲行刺。于晦若（康友人）至，屬吾養壯士，住深室，簡出遊，以避之。」。八股在當時，已經影響了不少人的前途。
康有為的「魯莽」措施，並沒有為那些受到改革影響的人，提供妥善的保障。當大家不瞭解改革的真實情況時，自然對改革產生不滿和抵抗。但這並非是康有為等人所能做到的，因為康有為既缺乏實際的行政經驗，也忽視當時整體政局的現實，不要說是頑固派，縱使是改革派，也都接受不了。所以，原本可以「適可而止」的改革，最終惟有退回到當初的起點。
假如在實施「廢八股」的政策前做到，「充分預案、實施時循序漸進、實施後評估回饋，充分考慮社會承受度、充分體現人文關懷，……真正把好事辦好。」。自然就可以避免日後因為廢科舉興學堂所帶來的社會變動，把傳統平民「學而優則士」向上流的渠道關閉，造成家境貧富的決定性增強，以及資源日益集中在城市，農村逐漸衰敗的局面。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課程同學會執委 周正偉博士
（本文曾於2018年1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