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為了解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普選和2016年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整個香港社會被弄得沸沸揚揚。而最終北京考慮到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等方面的利益，並預防香港可能選出與中央對抗的特首。「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14年8月31日，在北京完成香港政改的「第二部曲」，為日後普選香港特首的提名機制設下三道關卡。同時，又認為現屆立法會選舉經過修改後，「已經向擴大民主方向邁出重大步伐」，決定2016年立法會選舉辦法不作修改，即沿用2012年立法會選舉產生辦法，以及法案、議案表決程序等。「人大常委會」決定又呼應2007年「人大」決定，在特首普選產生後，立法會選舉才可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這個結果，顯然已縮小了香港政改的商討空間，但特首梁振英卻表示，「人大」決定作出原則和制度框架後，香港在本地立法過程中的討論，還有充實的空間。
事實上，在逾一個半世紀前，當時的知識份子便曾試圖尋求應付這「三千餘年來一大變局」的方法，其中鄭觀應等人認為，中國除了要學習西方的技術外，尚要仿傚西方的政治制度，如開設「議院」。
鄭氏生於1842年7月，正逢晚清朝政不振，國是日非，列強咄咄逼人之時。成長後，鄭氏獲李鴻章委為招商局幫辦，因需遠赴南洋各地考察，遂讓他發現「歐洲各國有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之別，均立議院」。
戊戌政變後，鄭氏積極主張實行議院制度，在〈盛世危言後編〉指出，「議院者，公議政事之院也。集眾思，廣眾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誠良、意誠美矣。」。故「治亂之源，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礮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得法。」其中惟有仿傚英國的議院制度設立的「議院」，方可讓中國轉弱為強。因為，當中國設置「議院」後，「昏暴之君無所施其虐，跋扈之臣無所擅其權，大小官司無所卸其責，草野小民無所積其怨。」。
然而，鄭氏的構想在香港似仍未達致，前任特首曾蔭權和政務司司長許仕仁的貪腐疑雲仍舊籠罩、問責官員的「畏葸、瑣屑、敷衍、顢頇」，港人的怨聲載道，證明在「行政主導」的魔咒下，縱使香港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都是經由全民選出，如選舉的結果，不能達致「三權分立」，香港的「議院」也只是徒具形式。
再者，本地缺乏培養政治人材的教育配套。殖民地政府長期以來，都沒有給予港人有參與「議院」選舉的學習機會，且大學裡也沒有開設相關科系。所以，造成香港的「議員」素質參差不齊，「議院」內亂象叢生，「蓋議院為集眾是以求一當之地，非聚群囂以成一鬨之場。必民皆智慧，而後所舉之員乃賢；議員賢，而後議論措置乃得有真是非。否則，徒滋亂萌。」。
1892年春，鄭觀應在澳門下環龍頭左巷的鄭家大屋內，完成了洋洋三十萬言的《盛世危言》。這個時候，正值甲午前夕，風雨飄搖，知識份子為求救國圖強，紛紛提出建言。鄭氏高瞻遠矚，以設「議院」來解決中國數千年實行帝制的缺失，實為一極佳方法。惜香港的行政與議會關係尚未理順，否則當可「朝野上下，同德同心」。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執委 周正偉博士
（本文曾於2014年10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