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維清（又名華川，?-1877）是香港華人教會一位不太為人熟悉的宣教師。他原屬巴色會，曾在東莞李朗學校接受教育。其後受歐德理牧師（Rev. Ernest J. Eitel, 1838-1908）之邀，加入倫敦傳道會，先後在灣仔堂女校及男校當教員，兼任灣仔堂宣教師，1874年改任太平山堂傳道。他為後人知悉主要是因為他的兒子尹文楷醫生（字端模，1870-1927）及其姻親區鳳墀（1847-1914）。但若細察他生平的最後幾年，則知其實他對博羅宣教事工以至港澳教會均有着巨大貢獻。湯清（1911-1985）《中國基督教百年史》述云：
後來倫敦會按立尹維清為牧師，主理博羅會務。不久又派聶世忠、林伯和、李樹貴、劉鏡泉等去傳道。從此福音在博羅客家人中發展起來。
可見博羅地區宣教工作的發展與尹維清是息息相關的。
歐德理屬意由尹維清承擔博羅傳道工作，主要是由於他曾接受過巴色會的神學訓練。巴色會來華之後專注發展廣東省的客家人工作，對此有豐富的經驗。加上，歐德理自己也是來自巴色會，對於尹維清可說是甚具信心。他與湛約翰牧師（Rev. John Chalmers, 1825-1899）先於1874年2月18日，與尹維清出發，視察博羅教會的狀況。雖然沿途他們都遭受當地民眾的訕笑、嘲諷，但尹維清都能應付裕如。在這次行程中，他們探訪了博羅地區所有教會及傳教站，並主持了東坑新教堂的獻堂禮，又為26人施洗。行程完結後，傳教士對尹維清的工作能力予以高度肯定，讚賞他是一位“前途無可限量的年輕傳道者”(“very promising young preacher”)。
華南傳教委員會最終於1874年7月確認了尹維清的任命，委派他擔任博羅傳教區的兼職巡牧，尹維清須承擔包括遊行佈道，教導受洗信徒，執行禮儀及擔任宣教師等工作。根據湯清（1911-1985）《中國基督教百年史》的研究，尹維清初到博羅，便派遣多名當地宣教師前往各處傳教：
（尹維清）主理博羅會務。不久又派聶世忠、林伯和、李樹貴、劉鏡泉等去傳道。
但他們的傳道行程卻遇上博羅水災，連續六星期天降大雨，水深至三呎。水退後，又踫上酷熱天氣，不少人因而病倒。民眾為避暑都躲到教堂，傳道人於是把握機會向他們傳福音。年內，於派尾開設新聚會點，令博羅的傳教支站達到七個。至1876年，更錄得高達100人受洗加入教會的紀錄。其中19人來自博羅縣城的下巷福音堂，另81人來自其餘七個傳教支站。而且，根據歐德理的觀察，信徒不單在數量上有明顯增長，更難得的是他們均保持衷誠、熱切及穩定的屬靈生命。尹維清更於縣城福音堂設立神學訓練學校，為當地教會訓練傳道人及宣教師。基於尹維清對博羅事工的巨大貢獻，因此倫敦傳道會在1876年正式按立尹維清為博羅教會牧師。
可惜，正當博羅事工發展得如日方中之際，尹維清卻患上肺病。中醫說他已沒有痊癒的希望，故他轉到廣州博濟醫院尋求醫治，由院長嘉約翰醫生（Dr. John K. Kerr, 1824-1901）主診。1877年6月，由於藥石妄效，尹維清終告撒手塵寰，身後剩下老母、妻子及兩子，其中長子便是為人所熟悉的尹文楷醫生，時年只得七歲。
對於尹維清突然辭世，歐德理顯得非常悲慟。在1877年的博羅事工年度報告之中，他數算了尹維清的功績。包括在1876年一年之內為100名信徒施洗，又在當地設立神學訓練學校，為當地教會提供受過訓練的傳道人及宣教師，對博羅事工的長遠發展，貢獻至鉅。因此，歐德理認為尹維清的離世，對博羅事工而言，是一項難以估計的損失。
值得一提的是在尹維清奠的領導下，博羅教會可謂人才輩出。前述尹氏遣派聶世忠、林伯和、李樹貴、劉鏡泉等數人到博羅各鄉傳道，其中，林伯和在二十世紀初，受聘於澳門志道堂（道濟會堂的澳門分堂），為駐堂宣教師，並成為該堂十三位“倡建董理”之一。其後定居廣州，成為叢桂新街福音堂的教務部執事及捐獻核數人。李樹貴（亦作李澍貴）同樣於二十世紀初出任澳門志道堂宣教師，亦為“倡建董理”之一。其後，轉任香港新界巡牧，為首任華人巡牧，肩負道濟會堂於新界傳道的工作。繼而，博羅年輕一代成長，名牧輩出。例如，譚德衡於1916年受封為博羅主任牧師，駐柏塘；李耀基於1931年繼任博羅主任牧師，駐龍門。李牧曾協助東江佈道團的潘頓牧師（Rev. Hedley P. Bunton）於東江一帶傳道；還有盧遂光（1900-），曾歷任香港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代堂主任、澳門志道堂宣教師及澳洲達爾文循道會牧師。以上教會俊彥均為尹維清光大博羅教會之餘韻。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副會長 葉深銘
（本文曾於2014年6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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