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日本福島核事故，日本人沉着面對和捨己無私，反映國民素質甚高，不致發生更嚴重的騷動，甚或亡國。反觀，10月中國佛山的悅悅車禍，十八名途人冷漠地對待生命，以及官場黑暗，令筆者不寒而慄和深表痛心，不禁想到中國教育的盲點，國民質素有待提昇的問題。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頓時成為唯一的正統，數千年來支配我國的學術思想，以古教人，衛道之士經常提及的「仁義道德」在哪裏？中國的教育又應何去何從？單士釐及其《癸卯旅行記‧歸潛記》可能會給予我們一股清泉和點點反思。
單士釐（1856-1943年），字愛茲，浙江蕭山人，生於世代書香家庭，舅父許壬伯著書達十餘種，父親單思溥也有文名。她在〈和張甥菊圃戊寅除夕詩原韻〉(二首)中曾自稱「家世餘黃卷」，並自注云：「余家世代清貧，而書籍不少」，窺見家庭孕育其為藝文種子。另外，她自幼喪母，隨舅父學習，由於家風開明和對夫家有一定要求，因此單士釐才可以二十九歲才成婚，嫁給近代外交家錢恂 （1853-1927年），使她擁有不一樣的人生經歷。1898年，錢恂被任命為留日學生監督，單士釐次年隨夫赴日，當時能夠走出閨閣已是相當難得，要知擺脫纏足的身心束縛，以及勇於面對社會上的世俗眼光，不平則鳴，甚至出國和著書立說更是鳳毛麟角。
根據鍾叔河在〈從閨房到廣大的世界──錢單士釐的兩本國外游記〉中云：「單士釐的出國，比秋瑾要早五年，比何香凝也要早。她是最早走出閨門、走向世界的中國知識婦女之一。」，可見單士釐為近代女性走向世界的發軔。另外，單士釐的政治觸角也頗為敏銳，喚起婦女國民救國救民意識，她於1911年11月29日與伍廷芳夫人等在上海發起「女界協贊會」，這是辛亥革命婦女籌餉團體組織較完善和成效較顯著，該會除上海總會外，也有鎮江、松江等地分會，孫中山於1911年12月2日的《神州日報》也高度嘉許：「集腋成裘，有此巨款，皆有貴會員不辭辛苦，沿門勸募所得，深用嘉尚。以此補助軍餉，益可作三軍之氣。掃平索虜，女界亦與有功焉。」。
在西學東漸和國家動盪的衝擊下，單士釐沒有完全摒棄中國良好的道德價值，反之仍然肯定「賢妻良母」的重要性，「謂中國人類尚不至遽絕者，徒以人人得母教故」，可見母教甚至重於師教，這是無可厚非的。從事育人工作多年，深切體會家庭教育的成功，對孩子的身心健康有著深遠的影響，學校教育是永遠無法完全取代家庭教育的角色，況且這份母愛若能配合「知性」和「德性」的教育，對下一代的國民質素提昇更是相得益彰。雖然筆者認為「天賦人權」和「人格獨立」是很要緊，但是歷史告訴我們「中庸之道」的智慧，五四運動倡導的「全盤西化」，又或文化大革命的「打倒孔家店」，各走兩極，只會造成中國文化的大災難，更無助振興國家和提高國民涵養。
平情而論，單士釐認為中國教育囿於「以古教人」，不足以培養國民素質，能有如此深邃的思想，實在非凡。在其自序寫出其心曲，「惟此一段旅行日記，歷日八十，行路逾二萬，履國凡四，頗可以廣聞見。錄付並木，名曰《癸卯旅行記》。我同胞婦女，或亦覽此而起遠征之羨乎？躋予望之。」，她殷切希望更多女子可以走出閨閣，放眼世界，衝破傳統陳規陋習的籓籬，主張婦女戒纏足，參與社交，自覺追求新文化，創造成就的先進知識女性。值得一提，單士釐認為「日本之所立於今日世界，由免亡而躋於列強者，惟有教育故。」，日本明治維新和甲午戰爭的成功，以致面對當今逆境災荒，如地震、核輻射等，仍能捨己互助，從她由明治時代至今一直重視國民教育可見端倪。
單士釐女士圖片見於錢單士釐著，楊堅校對：《癸卯旅行記‧歸潛記》 （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港大中史研究碩士同學會執委 許茵茵
（本文曾於2011年12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