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趙構，1107―1187，1127―1162在位）於南方偏安，南宋（1127-1279）局勢稍定，而秦檜（1091-1155）就開始得以專政，用人唯親，排除異己，不少北伐名臣都被貶抑，而附和秦檜的人就得到重用，日本學者寺地遵研究秦檜專政的佈局，發現無論宰執階層，下至侍從階層，亦即六部長官，都充斥秦檜的黨羽。對於宋高宗而言，秦檜漸漸由一個效忠高宗的大臣變成高宗的威脅，學者王曾瑜提出，宋高宗重用秦檜，是希望一箭雙雕，以達到對金講和及鏟除地方武人勢力為目的。秦檜在靖康之禍中被金人擄走北去，不久卻安然無恙地返宋，又在朝中長期獨任相職，相信背後應有金人的支持，高宗實在不能罷免秦檜。高宗「久知（秦）檜跋扈，秘之未發。」
秦檜的勢力逐漸染指科舉考場，例如紹興十二年（1142） 秦檜之養子秦熺參加殿試，秦檜命令「諭考試官以其子（秦）熺為狀元」，秦檜權傾朝野，於是「有司定（秦）熺第一」，當時可能秦檜仍未覺得自己可以隻手遮天，所以稍作收歛，假裝「引故事辭，乃降為第二人，」 秦熺因此降為第二名。不過，十二年後，秦檜已經不作避嫌，吩咐考試官把第一名給他的孫兒秦塤（1137-？），可是這次高宗親自阻止，並「選張孝祥（1132-1169）為第一」，其實不少士大夫已不齒秦檜所為，大家只是明哲保身，敢怒不敢言。及至紹興二十五年（1155），秦檜死，高宗便開始親策士子，選拔自己的班子，他在紹興二十七年（1157）親試考生，並十分賞識具有才華的王十朋（1112-1171）。
王十朋，字龜齡，號梅溪，生於北宋（960-1127）政和二年（1112）。高宗稱讚王十朋的考卷，「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為第一。」並下詔曰：「（王）十朋乃朕親擢。」高宗有意整頓科舉，引進新人，王十朋就是秦檜死後，宋高宗有意扶植的新勢力，以遏抑秦檜餘下的龐大勢力。
討伐金國是在秦檜當道的時代不能接受的，當然宋高宗為保帝位，他亦是主和的始作俑者。可是王十朋一向主張抗戰，他高中狀元後已多次向高宗提出積極作出防備以抗金，並力薦以抗金為使命的張浚，張浚具有抗金的經驗，雖當時他的成敗參半，但他仍是眾人北伐的最後希望，王十朋提議高宗復用張浚：
「為社稷計，起而用之，以從人望，可以作士氣，可以慰人心，可以寢敵人之謀，可以圖恢復之大計，陛下縱未大用之，亦宜付以江淮重任，使自當一面，為國長城，亦可無西顧憂矣。」
復用張浚可以振奮士氣，令全國上下齊心抗敵。可是高宗不以為然，其實高宗在秦檜死後，曾經說過：「朕寧亡國，不用張浚。」高宗還記得張浚早年的敗仗幾乎令他的河山得而復失，高宗深知張浚徒具虛名，對於抗金力有不逮，所以沒有再起用張浚，於此，高宗本應責難王十朋，但他並沒有作任何貶斥，同時，胡銓、汪應辰、王十朋等主戰大臣漸受重用，不過不代表高宗有意北伐，他仍沒有作出抗金的準備，很明顯，高宗有意提升主戰派的實力，以對抗昔日滿朝秦黨的勢力，重新掌握絕對的皇權，只要主戰與主和的勢力均等，則難以出現如秦檜一樣的權相。須知高宗根本不易信人，只能相信身邊非常忠心的武將楊存中（或稱楊沂中），楊存中是高宗的近身護衛，高宗每當面對秦檜時，他能保自己安全的，除了褲內的匕首，就是楊存中了。時人對於楊存中的為人甚為不齒，稱他為「髯閹」，從中亦可窺見秦檜的影響力。而提拔王十朋這樣敢言的新人，既可令主戰勢力復振，亦可以向各人顯示君主的立場已經和以前有所不同，大家都會屏息以待，看看風吹哪裡。只要朝中沒有絕對的勢力，則皇權就相對穩定。
高宗既然有意整頓科舉，引進新人，以遏抑秦檜的剩餘勢力。適逢王十朋正提出相約的建議，他痛斥昔日的科舉之門被權臣把持，暗指秦檜黨人橫行，「往歲，權臣子孫門客省闈殿試，類皆竊巍科，而有司以國家名器為媚權臣之具。」讀書人不敢發言，將科舉公器私用，他批評「自權臣以身障天下之言路，而庠序之士養諛成風，科舉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時務。 」科舉被權臣操縱，讀書人士氣低落，朝廷難以選出具真才實學而又敢言的人，王十朋建議「嚴詔有司謹取士之公法，而無蹈往年之覆轍可也。」即認真提拔有才之士。高宗有意乘著秦檜剛死，整肅吏治，革除陋習，起用正直而有學問的人，王十朋在其應考的御試策中可謂敢言極諫，不斷指出秦檜的惡行，他認為高宗應禮待忠正之士，確保下情能以上達。他更舉宋仁宗（趙禎，1010-1063，1022-1063在位）作為例子，嘉祐年間（1056-1063），「仁宗以制科取士，時應詔者數人」，蘇轍（1039-1112）是其中之一，他的言論較為率直，冒犯了天子，受到其他官員指責及彈劾，可是仁宗說：「朕以直言求士，其可以直言棄之耶？」更視蘇轍為優秀之才，王十朋認為這是「取士之家法」，高宗應加以效法，「以仁宗為法，以前日權臣之事為戒」，就可以選賢與能，亦符合宋代以仁宗為師的祖宗家法。
而對於官場積習已久的歪風，王十朋心痛至極，希望高宗加強澄清吏治，他建議如要各官員咸盡其職，「莫若大明黜陟於上，而以黜陟之次者付之宰相，又其次者付之吏部，又其次者付之監司可也。」 黜陟是針對各級官員的考勤及升遷，黜陟之事由多個官員負責，不應由一人獨斷獨行，最後由君主總其事，黜陟之權絕對不能旁落，君主應「執福威之大柄以為黜陟之法，明忠孝之大節以為訓迪之方。」官員的去留升降，實在是彰顯君主對公平賞罰的典範。王十朋在御試策中的建議，正正是當時高宗所需要的言論，日後王十朋成為言官，即能打擊曾以秦檜為首的主和力量，亦為日後孝宗（趙眘，1127―1194，1163―1189在位）營造了良好的抗金氣氛。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秘書 麥宇翰
（本文曾於2014年4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