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重奪秦檜的用人之權——以狀元王十朋為例

宋高宗重奪秦檜的用人之權——以狀元王十朋為例

宋高宗(趙構,1107―1187,1127―1162在位)於南方偏安,南宋(1127-1279)局勢稍定,而秦檜(1091-1155)就開始得以專政,用人唯親,排除異己,不少北伐名臣都被貶抑,而附和秦檜的人就得到重用,日本學者寺地遵研究秦檜專政的佈局,發現無論宰執階層,下至侍從階層,亦即六部長官,都充斥秦檜的黨羽。對於宋高宗而言,秦檜漸漸由一個效忠高宗的大臣變成高宗的威脅,學者王曾瑜提出,宋高宗重用秦檜,是希望一箭雙雕,以達到對金講和及鏟除地方武人勢力為目的。秦檜在靖康之禍中被金人擄走北去,不久卻安然無恙地返宋,又在朝中長期獨任相職,相信背後應有金人的支持,高宗實在不能罷免秦檜。高宗「久知(秦)檜跋扈,秘之未發。」

秦檜的勢力逐漸染指科舉考場,例如紹興十二年(1142) 秦檜之養子秦熺參加殿試,秦檜命令「諭考試官以其子(秦)熺為狀元」,秦檜權傾朝野,於是「有司定(秦)熺第一」,當時可能秦檜仍未覺得自己可以隻手遮天,所以稍作收歛,假裝「引故事辭,乃降為第二人,」 秦熺因此降為第二名。不過,十二年後,秦檜已經不作避嫌,吩咐考試官把第一名給他的孫兒秦塤(1137-?),可是這次高宗親自阻止,並「選張孝祥(1132-1169)為第一」,其實不少士大夫已不齒秦檜所為,大家只是明哲保身,敢怒不敢言。及至紹興二十五年(1155),秦檜死,高宗便開始親策士子,選拔自己的班子,他在紹興二十七年(1157)親試考生,並十分賞識具有才華的王十朋(1112-1171)。

王十朋,字龜齡,號梅溪,生於北宋(960-1127)政和二年(1112)。高宗稱讚王十朋的考卷,「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為第一。」並下詔曰:「(王)十朋乃朕親擢。」高宗有意整頓科舉,引進新人,王十朋就是秦檜死後,宋高宗有意扶植的新勢力,以遏抑秦檜餘下的龐大勢力。

討伐金國是在秦檜當道的時代不能接受的,當然宋高宗為保帝位,他亦是主和的始作俑者。可是王十朋一向主張抗戰,他高中狀元後已多次向高宗提出積極作出防備以抗金,並力薦以抗金為使命的張浚,張浚具有抗金的經驗,雖當時他的成敗參半,但他仍是眾人北伐的最後希望,王十朋提議高宗復用張浚:

「為社稷計,起而用之,以從人望,可以作士氣,可以慰人心,可以寢敵人之謀,可以圖恢復之大計,陛下縱未大用之,亦宜付以江淮重任,使自當一面,為國長城,亦可無西顧憂矣。」

復用張浚可以振奮士氣,令全國上下齊心抗敵。可是高宗不以為然,其實高宗在秦檜死後,曾經說過:「朕寧亡國,不用張浚。」高宗還記得張浚早年的敗仗幾乎令他的河山得而復失,高宗深知張浚徒具虛名,對於抗金力有不逮,所以沒有再起用張浚,於此,高宗本應責難王十朋,但他並沒有作任何貶斥,同時,胡銓、汪應辰、王十朋等主戰大臣漸受重用,不過不代表高宗有意北伐,他仍沒有作出抗金的準備,很明顯,高宗有意提升主戰派的實力,以對抗昔日滿朝秦黨的勢力,重新掌握絕對的皇權,只要主戰與主和的勢力均等,則難以出現如秦檜一樣的權相。須知高宗根本不易信人,只能相信身邊非常忠心的武將楊存中(或稱楊沂中),楊存中是高宗的近身護衛,高宗每當面對秦檜時,他能保自己安全的,除了褲內的匕首,就是楊存中了。時人對於楊存中的為人甚為不齒,稱他為「髯閹」,從中亦可窺見秦檜的影響力。而提拔王十朋這樣敢言的新人,既可令主戰勢力復振,亦可以向各人顯示君主的立場已經和以前有所不同,大家都會屏息以待,看看風吹哪裡。只要朝中沒有絕對的勢力,則皇權就相對穩定。

高宗既然有意整頓科舉,引進新人,以遏抑秦檜的剩餘勢力。適逢王十朋正提出相約的建議,他痛斥昔日的科舉之門被權臣把持,暗指秦檜黨人橫行,「往歲,權臣子孫門客省闈殿試,類皆竊巍科,而有司以國家名器為媚權臣之具。」讀書人不敢發言,將科舉公器私用,他批評「自權臣以身障天下之言路,而庠序之士養諛成風,科舉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時務。 」科舉被權臣操縱,讀書人士氣低落,朝廷難以選出具真才實學而又敢言的人,王十朋建議「嚴詔有司謹取士之公法,而無蹈往年之覆轍可也。」即認真提拔有才之士。高宗有意乘著秦檜剛死,整肅吏治,革除陋習,起用正直而有學問的人,王十朋在其應考的御試策中可謂敢言極諫,不斷指出秦檜的惡行,他認為高宗應禮待忠正之士,確保下情能以上達。他更舉宋仁宗(趙禎,1010-1063,1022-1063在位)作為例子,嘉祐年間(1056-1063),「仁宗以制科取士,時應詔者數人」,蘇轍(1039-1112)是其中之一,他的言論較為率直,冒犯了天子,受到其他官員指責及彈劾,可是仁宗說:「朕以直言求士,其可以直言棄之耶?」更視蘇轍為優秀之才,王十朋認為這是「取士之家法」,高宗應加以效法,「以仁宗為法,以前日權臣之事為戒」,就可以選賢與能,亦符合宋代以仁宗為師的祖宗家法。

而對於官場積習已久的歪風,王十朋心痛至極,希望高宗加強澄清吏治,他建議如要各官員咸盡其職,「莫若大明黜陟於上,而以黜陟之次者付之宰相,又其次者付之吏部,又其次者付之監司可也。」 黜陟是針對各級官員的考勤及升遷,黜陟之事由多個官員負責,不應由一人獨斷獨行,最後由君主總其事,黜陟之權絕對不能旁落,君主應「執福威之大柄以為黜陟之法,明忠孝之大節以為訓迪之方。」官員的去留升降,實在是彰顯君主對公平賞罰的典範。王十朋在御試策中的建議,正正是當時高宗所需要的言論,日後王十朋成為言官,即能打擊曾以秦檜為首的主和力量,亦為日後孝宗(趙眘,1127―1194,1163―1189在位)營造了良好的抗金氣氛。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秘書                      麥宇翰

(本文曾於2014年4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