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樓價持續急升，一眾升斗市民難以置業安居。然而特區政府卻仍舊對樓市採取「積極不干預」政策，任由市場被一些「勢力」人士和團體操控。當政府未能令一眾市民有穩定的居所，一些憤怒的市民極有可能會作出一些違法的行為，擾亂社會安寧，後果確實不堪設想。一千年前的宋代 （960-1127）社會正好為這一假設提供了實證。
在宋代，隨着經濟的急速發展，越來越多人從鄉村湧到城市謀生，由於城市的土地與房舍有限，未能一下子安置大量遷居到城市的人，在此供不應求的情況下，「城中寸土如寸金」、「賃金日增」這類描述地價與房價高昂的語句在宋人的詩文中屢見不鮮。究竟當時的宋政府採取了甚麼措施去抒緩這情況？升斗市民又如何面對這種困境？
從現存史料中我們得知宋廷曾多次發出詔令遏抑過高的房價，初時的成效看來不俗，但卻未能持久：「頃嵗朝廷兩下蠲減房金之令，葢欲取有餘以恵不足，細民受賜，誠為弗輕，再減之後，今已八年，而有力之家新剏房廊，悉皆髙定賃直，以備將來裁減。」主因是由於房主在定下房價時已把政府將遏抑的幅度計算在內，因而把價格定得更高，所以即使在房價被強制下調的情況下，他們仍有可觀的利潤。
在房價高企的情況下，升斗市民被迫選擇面積較少的房子，有見於生活的空間不足，他們遂向公眾空間打主意，故此城市居民非法擴建居所、侵佔街道和河道等事在宋代非常普遍：「京師並河居民，盜鑿阪隄以自廣，請盡責培築復故；又按民廬冒官道者，請悉徹之，至華表柱止。」 儘管政府對這些行為已明令禁止，並把僭建物拆缷，市民卻「旋復搭蓋」，以致政府需要下令把違法者下獄以起阻嚇之效：「本府居民添蓋接簷突出，並蘆蓆木石秋侵佔街道，及起造屋宇侵占河岸，如有不伏去拆違戾之人，令追捉於地所斷遣，枷項號令，候犯人替。」
除了侵佔公共空間外，少數市民還採取較激進的手段逼使官員盡量壓抑房價。在趙彥衛的《雲麓漫抄》中有一則類似「荊軻刺秦王」的小故事頗耐人尋味：
紹興 (1131-1162) 既講和，務與民休息，禁網疏闊，富家巨室，競造房廊，賃金日增。庚午、辛未年間，知江陰軍 (今浙江江陰) 趙雋之稍鐫房金，民間樂之。相傳云：「有旨蠲減。」鎮江 (今江蘇鎮江) 賣藥人高嵩，年十九，攜小刀，假皂衫、襆頭，如京都親事官狀，袖黃紙一，紿府門子云：「秦太師令賫知府遷轉文字來。」府中人欣然與之通傳。時知府張楠才仲，就便坐見之，展刺拜謁如禮，云：「秦太師有指揮，乞退左右。」張揮去之，嵩出袖中黃紙，徐步展於側邊桌上，籠手近前，遂出刀刺之，張皆避過，微劃損面上；又刺其頸，張仰首，刀自其吻過，張嚙住一指，嵩負痛，刀落，巾為風飄出外。虞候等入視，見兩人相持，遂捕送獄，鞫成，具奏，伏誅。黃紙寫云：「鎮江府張楠違背聖旨，不放房錢。」自是後，房緡頓減矣。
此故事發生在南宋初年，當江陰這地方的房價被調整後，民間便盛傳是皇帝下了一道「壓抑房價」的聖旨，此消息傳至房價仍然高企的鎮江。一名叫高嵩的青年，有見鎮江的知府張楠未有「遵從聖旨」去打壓房價，遂假裝成太師秦檜 (1090-1155) 的信差去拜訪張楠，並重演荊軻的刺客角色，在把密件呈給張楠的一刻用刀襲擊張楠。儘管張只是受輕傷，而高亦最終被制服及處決，但自此以後房價卻下跌了不少，相信是一眾地方官員為免同類暴力事件再次發生而作的善政。
今天的香港，已見到有青年在街道上阻礙交通或與警方有身體碰撞的示威，但比起千年前的高嵩，這顯然是温和得多，政府是否要看到宋代歷史重演，才醒覺到普羅市民置業安居的重要？相信流血事件是社會大眾不願見到的，祈望政府能吸取歷史的教訓，及早平息民憤，不要步張楠的後塵！
朱銘堅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司庫
（本文曾於2011年5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