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樓價持續急升,一眾升斗市民難以置業安居。然而特區政府卻仍舊對樓市採取「積極不干預」政策,任由市場被一些「勢力」人士和團體操控。當政府未能令一眾市民有穩定的居所,一些憤怒的市民極有可能會作出一些違法的行為,擾亂社會安寧,後果確實不堪設想。一千年前的宋代 (960-1127)社會正好為這一假設提供了實證。
在宋代,隨着經濟的急速發展,越來越多人從鄉村湧到城市謀生,由於城市的土地與房舍有限,未能一下子安置大量遷居到城市的人,在此供不應求的情況下,「城中寸土如寸金」、「賃金日增」這類描述地價與房價高昂的語句在宋人的詩文中屢見不鮮。究竟當時的宋政府採取了甚麼措施去抒緩這情況?升斗市民又如何面對這種困境?
從現存史料中我們得知宋廷曾多次發出詔令遏抑過高的房價,初時的成效看來不俗,但卻未能持久:「頃嵗朝廷兩下蠲減房金之令,葢欲取有餘以恵不足,細民受賜,誠為弗輕,再減之後,今已八年,而有力之家新剏房廊,悉皆髙定賃直,以備將來裁減。」主因是由於房主在定下房價時已把政府將遏抑的幅度計算在內,因而把價格定得更高,所以即使在房價被強制下調的情況下,他們仍有可觀的利潤。
在房價高企的情況下,升斗市民被迫選擇面積較少的房子,有見於生活的空間不足,他們遂向公眾空間打主意,故此城市居民非法擴建居所、侵佔街道和河道等事在宋代非常普遍:「京師並河居民,盜鑿阪隄以自廣,請盡責培築復故;又按民廬冒官道者,請悉徹之,至華表柱止。」 儘管政府對這些行為已明令禁止,並把僭建物拆缷,市民卻「旋復搭蓋」,以致政府需要下令把違法者下獄以起阻嚇之效:「本府居民添蓋接簷突出,並蘆蓆木石秋侵佔街道,及起造屋宇侵占河岸,如有不伏去拆違戾之人,令追捉於地所斷遣,枷項號令,候犯人替。」
除了侵佔公共空間外,少數市民還採取較激進的手段逼使官員盡量壓抑房價。在趙彥衛的《雲麓漫抄》中有一則類似「荊軻刺秦王」的小故事頗耐人尋味:
紹興 (1131-1162) 既講和,務與民休息,禁網疏闊,富家巨室,競造房廊,賃金日增。庚午、辛未年間,知江陰軍 (今浙江江陰) 趙雋之稍鐫房金,民間樂之。相傳云:「有旨蠲減。」鎮江 (今江蘇鎮江) 賣藥人高嵩,年十九,攜小刀,假皂衫、襆頭,如京都親事官狀,袖黃紙一,紿府門子云:「秦太師令賫知府遷轉文字來。」府中人欣然與之通傳。時知府張楠才仲,就便坐見之,展刺拜謁如禮,云:「秦太師有指揮,乞退左右。」張揮去之,嵩出袖中黃紙,徐步展於側邊桌上,籠手近前,遂出刀刺之,張皆避過,微劃損面上;又刺其頸,張仰首,刀自其吻過,張嚙住一指,嵩負痛,刀落,巾為風飄出外。虞候等入視,見兩人相持,遂捕送獄,鞫成,具奏,伏誅。黃紙寫云:「鎮江府張楠違背聖旨,不放房錢。」自是後,房緡頓減矣。
此故事發生在南宋初年,當江陰這地方的房價被調整後,民間便盛傳是皇帝下了一道「壓抑房價」的聖旨,此消息傳至房價仍然高企的鎮江。一名叫高嵩的青年,有見鎮江的知府張楠未有「遵從聖旨」去打壓房價,遂假裝成太師秦檜 (1090-1155) 的信差去拜訪張楠,並重演荊軻的刺客角色,在把密件呈給張楠的一刻用刀襲擊張楠。儘管張只是受輕傷,而高亦最終被制服及處決,但自此以後房價卻下跌了不少,相信是一眾地方官員為免同類暴力事件再次發生而作的善政。
今天的香港,已見到有青年在街道上阻礙交通或與警方有身體碰撞的示威,但比起千年前的高嵩,這顯然是温和得多,政府是否要看到宋代歷史重演,才醒覺到普羅市民置業安居的重要?相信流血事件是社會大眾不願見到的,祈望政府能吸取歷史的教訓,及早平息民憤,不要步張楠的後塵!
朱銘堅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司庫
(本文曾於2011年5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