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神鵰俠侶》的尹志平說起……

從《神鵰俠侶》的尹志平說起……

近日在圖書館偶然翻閱到一本有關金庸小說的論文集,收錄的第一篇文章是柳存仁教授的〈《脫卜赤顏》‧全真教和《射鵰英雄傳》〉。此文前半部論述《蒙古秘史》的流傳問題和金庸如何巧妙地利用其中的資料。我近年研習道教史,對文章的後半部更感興趣,因為柳教授討論了歷史上的全真教祖王重陽和全真七子是否懂武功,以及《射鵰英雄傳》裏全真教各人對宋、金和蒙古三個政權的態度。

回想中學時代,我也曾沉迷於金庸所構築的武俠世界,不禁對其小說的近况大感興趣,遂於互聯網上搜尋相關訊息。除了大量翻拍改編自金庸小說的電視劇外,網上討論得最多的是金庸在2000年代相繼修改其作品的得失。《神鵰俠侶》的改動無疑較受注目,譬如添加了楊過與小龍女在古墓中日久生情的生活細節,但我想提出的是「尹志平」這個角色的改動。

小說中和歷史上的尹志平

作為無法克制對小龍女情慾的全真教道士,在前版《神鵰俠侶》中為尹志平,他與趙志敬爭奪全真教掌教一位時,也因此事而屢被要脅。到了新版,此角卻變了甄志丙,金庸在第六回的注中,說明尹志平真有其人,為得道高人,將其寫得品行不堪,有損先賢形象,遂改名以示純屬虛構。其實,從年齡、性格以至對宋和蒙古政權的態度等各方面,前版對尹志平的描述多多少少都是虛構。歷史上的尹志平在少年時,已銳志出家修道,先後師事全真七子中的馬鈺、劉處玄、郝大通等人,後為丘處機弟子,曾隨其師西行往大雪山見成吉思汗。他的作品有《葆光集》和《清和真人北游語錄》,大多是提倡忍讓謙恭、苦己利人、行善遠惡、積行累功的宗教話語。尹志平繼丘處機而為第六任掌教,其時全真教最為鼎盛,但他不慕榮利,十一年後辭任,並隱居修煉。可能是為了「補過」,金庸還是保留了尹志平這個人物,只是說他在丘處機的弟子之中,潛心內丹煉氣之道,無意爭雄鬥長。

尹志平這個歷史人物,蒙「不白之冤」幾十年,終於得以「沉冤得雪」。可是,曾有評論者認為尹志平的「惡行」已深入民心,總是不太習慣甄志丙這個「代罪羔羊」。又提出質疑,郝大通亦是真有其人,他誤殺孫婆婆的情節,同樣有損先賢形象,是否也要一併改動?以此類推,在《射鵰》和《神鵰》中,何只有關全真教的情節真中有假,不少歷史細節也可以斟酌。

歷史真實與審美態度

金庸說他一向尊崇朱光潛的「距離說」,即是要撇開知識性的觀點來讀小說,純以審美性的眼光去欣賞文學,否則趣味就會大減。所以,忽必烈的真正性格究竟怎樣,楊過能否在襄陽城下飛石擲死蒙古大汗蒙哥,在小說中不必討論,正如《西漢通俗演義序》所說:「若謂字字句句與史盡合,則此書又不必作矣。」當然,在另外的歷史性文章中,也可以持批判的態度來讀,然而已不是審美的態度了。但是,金庸自己似乎也不能貫徹其審美態度,前版對尹志平內心掙扎的描寫是成功的,新版就不得不對此角一分為二。

對歷史事件和人物重新塑造的大原則,《新列國志敍》說得很是簡明:「雖敷演不無增添,形容不無潤色,而大要不敢盡違其實。」余秋雨也提出過類似的意見,大約是著名歷史事件的大致情節不能虛構;歷史上實際存在的重要人物的基本面貌不能虛構,當他們成為主角時更應慎重;歷史的順序不能顛倒,特定的時代面目、歷史氣氛、社會環境須力求真實等等。問題是面對不同類型的小說,大家把持的標準也不一樣。對待經典著作如《三國演義》、《桃花扇》,審視的尺度終究是不同於武俠小說,即使是大師級的金庸和梁羽生。將此思辨擴展至其他形式的文藝創作,情况更為複雜。就說先幾年甚為流行的「戲說歷史」電視劇,諸如《戲說乾隆》、《風流才子紀曉嵐》、《宰相劉羅鍋》等,其情節之天馬行空,就惹來「歷史真實與娛樂性」的爭辯。

我既不是文藝創作人,也不是專業歷史研究者,所以對以上的問題也不能提出甚麽實在的見解。話得說回來,有一點歷史知識,的確可以增加閱讀小說的樂趣。讀過論述朱元璋與明教的文章,再看《倚天屠龍記》,很是「過癮」。還是柳存仁教授說得好,作好的小說和寫好的散文,甚至於和寫學術研究的論文一樣,要緊的是知道取和捨。搜集材科一定要充分,但是搜集來的東西不一定要全留著,在小說中用得不適合的,還不如去掉它更加完美。

鄺明威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秘書

(本文曾於2008年12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圖片:《神鵰俠侶》(2014版)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