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的名人紀念館，多矗立在那位名人的出生地。但近今一百年以來，能用同一名字在內地，以至海外不同城市立館的，可能只有孫中山先生一人。
當前往內地不同城市的孫中山紀念館，例如：香港、南京、中山、上海、廣州、澳門，又或是走進其他國家，例如：日本、新加坡、三藩市等地的孫中山紀念館，總會有一張由五位少年合照，卻名為「四大寇」的黑白照片。照片多只是簡單介紹為：孫中山（1866-1925）和友人楊鶴齡（1868-1934）、陳少白（1869-1934）、尢列（1865-1936）於1888年10月10日攝於香港雅麗氏醫院，而後面站立的是關景良（1869-1945）。五個人年紀相約，究竟誰人年紀最小？哪兩位是同鄉？哪兩位是同學？「四大寇」的巢穴在那裏？穿着光鮮並受過高等教育，為何要選擇「造反」？這張超過120年的歷史照片，始終引人入勝。喜歡歷史的朋友，一定會追問下去。其實，只要翻翻書本或上上網亦不難找到答案。
這一張已經成為國際中外歷史文獻採用的照片，因為攝於香港，我們多少有些責任要好好地去搜集資料，當有朋自遠方來時，可以把當年「四大寇」的事蹟細細道來。將來若有電影愛好者要開拍此電影，還需要找四個倜儻少年上陣！
「四大寇」如何相識？
「四大寇」是辛亥革命先烈，他們不惜以身犯險，發起乙未（1895）廣州起義，正式打開革命的序幕。孫中山先生與尢列的認識，始於1886年。當時，尢列和楊鶴齡同在廣州算學館唸書。有一天，尢列陪同堂兄尢裕堂醫生前往博濟醫院訪友，途中卻初次碰見當時在該院修讀的孫中山。楊鶴齡與孫雖份屬同鄉，但也是到了廣州才結緣。尢、楊二人於1888年自廣州算學館畢業，楊鶴齡便移居香港歌賦街八號祖店楊耀記內。而尢列雖在廣州清政府任職，但卻常來港到楊耀記落腳。此時，孫中山已轉往香港西醫書院繼續學業，住在荷李活道，沿斜坡走到楊耀記才需幾分鐘路程。陳少白與三人認識是最晚的，他在1888年透過王煜初牧師找到孫中山，希望孫中山可以推薦他從廣州格致書院轉學到西醫書院。其實，陳少白還未到港就讀前，亦已常涉足楊耀記。他們四人因為痛恨清廷腐敗無能，一碰面便大談反清救國，遂成為摯友。
何以他們被時人稱為「四大寇」？
1888年10月10日，尢列到港告訴三位好友，清政府可能升調他往廣東輿圖局，隨時要前往越南出任中法定界委員。經商議後，尢列決定放棄個人升遷的機會，以反清為己任，並提議一起宣誓以表決心。尢列負責起稿，稿詞為：
「宣誓人（四人名字）等精誠宣誓，天地容鑒，驅除滿人，實行大同，四人一心，復國是從，至死不渝，務求成功。此誓。戊子年九月初六日。」
陳少白負責把誓詞用黃紙謄正後，四人一齊穿上中式禮服，並登上楊耀記天台，燃點香燭，對天發誓，焚燒誓詞。然後，才一起前往雅麗氏醫院三樓拍照留念。尢列最年長23歲、孫中山21歲、楊鶴齡20歲、陳少白19歲。
當天四人在楊耀記閣樓及天台上宣誓、燒黃紙的舉動，引起楊鶴齡兄長的注意。他一直以為他們年少無知，隨便發洩談談造反而已。但這一次看見他們穿著禮服攪了半天，好像頗認真的，於是忍不住語帶諷刺地說：「鶴齡！你哋四大寇搞乜鬼？成日躲係閣仔裏話要推翻滿清，試問你哋幾條細路有乜力量啊！萬一被滿清政府知道，你哋就有性命危險啦！真係細個唔識死啊！」。自此，楊耀記上下人等便稱孫、尢、楊、陳等為「四大寇」，而這個綽號亦不脛而走。
至於拍照一事，應該是在當天下午，四人到西醫書院找關景良（心焉）幫忙張羅照相機和屏風，在醫院三樓外的走廊拍攝。幸好關景良當天在場，日後為拍此照的時與地留下重要證明。他在1938年送這張照片給友人陳峰先生時，清楚地寫下「時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攝於香港雅麗氏醫院雙十節日」。
結語
隨着時光流逝，年青一代沒有太多人認識「四大寇」。 電影《十月圍城》，起碼也讓多些人記起陳少白。最近，日本放送協會NHK來港拍攝梅屋庄吉生平事蹟，亦多少提到尢列對推翻兩千多年帝制的堅持。剛落成位於西區海旁的香港中山紀念公園，破天荒地把「四大寇」的照片化為浮雕，讓遊人在陽光下與他們拍照留念。難得朱達誠老師和他的高足設計了這份珍貴的藝術作品，照亮辛亥革命發源地的香港！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會員 尤曾家麗
（本文曾於2010年8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