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歲次己亥,上半年時雨水不足,風雹為禍,農作物失收,到七月農地出現蝗蟲,而部分地區出現水災,十月則出現旱情,百姓很辛苦的捱過了這一年。希望下一年可以改變頹局。然而,嘉熙四年(1240年),歲次庚子,此年比上一年的災難更多更嚴重。除了「邊塵未靖」, 蒙古不斷侵擾,旱災和蝗災依然嚴重,饑民遍野,史稱「都城大荒,饑者奪食於路,盜於隱處掠賣人以徼利,市中殺人以賣。日未晡,路無行人」,即是大城市的饑民除了搶掠食物,或會強搶並販賣人口圖利,更會殺人賣肉,所以天未光,根本不會有人夠膽出街,情況惡劣。到秋收時節,旱情未有消減,朝廷又濫發貨幣,致使物價加速上升,到年尾,京城發生大地震,人人惶恐不得安寧。據正史《宋史全文》所記,嘉熙四年有二十次星空異象的記錄,在天人感應的時代下,上天的警示亦顯示出現了不少天災人禍,宋理宗於此年有三次「避殿減膳」的自我懲罰之舉,次數是親政以來最多的一年,可見災難數量之多。
宋理宗先帶頭反省自己,進行「避殿減膳」,即是他愧對社稷,避開正殿,減少自己的膳食,生活更為儉樸,減少開支,透過懲罰自己,期望可以消災解難,重拾民心和天意,宋理宗表明「萬姓有過,在余一人,今朕痛自克責」,百姓就算犯了任何過失,都應該怪罪他,由皇帝來負上全責。那麼,實質的行動是甚麼呢?宋理宗希望臣民勇於表達對朝廷的看法,開「敢言之路」,讓大家無所隱諱,直陳朝廷的過失,他深明百姓「怨氣滿腹,囹圄之際,憤聲徹霄」,百姓怨聲載道,不免容易觸怒官府,所以應該為政以寬,「大赦天下」,讓抱怨的臣民有空間吐出怨氣。而首都臨安府更盡釋囚犯,以示恩典。當然,朝廷也會減免賦稅,讓百姓減輕負擔,例如紹興府出現饑荒,朝廷便免收當地的稅項。
旱情和蝗災持續,不單影響秋收,更對百姓造成直接的傷害,歷史筆記《癸辛雜識》記錄了嘉熙二年(1238年)七月蝗災的恐怖狀況,當時蝗蟲數量眾多,“蔽映天日”,天空被蝗蟲遮蔽,一位百姓名叫崔四,在田野中遇到蝗蟲來襲,立即卧在田中,背脊朝天,不敢翻身,到蝗蟲的主群轉移後,崔四的兒子立刻出外尋找父親,只見田中有一群蝗蟲聚集在一個土堆上,兒子上前,發現父親被數之不盡的蝗蟲覆蓋著,撥去蝗蟲,父親的頭髮盡被咬去,衣服也被咬得破碎,幸好兒子及時相救,才喚醒已經昏迷的父親,父親差點被蝗蟲吃掉,之後發現附近有一整隻豬被蝗蟲吃掉,有一位小孩則沒有崔四那麼幸運,得到拯救,他被蝗蟲吸吮鮮血,又活活被咬死,最後屍體只剩下皮和骨,狀甚恐怖。可以得知,百姓承受了近兩年災害,到嘉熙四年,情況更慘不忍睹。
嘉熙四年六月,宋理宗誠心禱告,希望上天眷顧蒼生,又堅持「避正殿,減常膳」,到七月,從皇室的用度中,撥出「封樁庫緡錢三十萬貫,賑臨安府貧民」,同時,宋理宗表明自己虛懷若谷的一面,讓大臣直接指出其失政之處,為免臣下懼怕有所顧忌,宋理宗坦白說「自親政以來,未嘗罪一言者」。另外,宋理宗表明說:「我朝以仁厚待士大夫,惟於贓吏罰未嘗少貸」,他禮待讀書人,又命令臺諫官員多加監察官員,以免有人於賑災措施中貪污。宋理宗寄望來年會走出困局,下詔「明年正月一日改為淳祐元年」。可惜年尾京城發生地震,便再下詔「臣寮各上封章」,奏呈皇帝有何解決方案,「極言無隱」,把真相說出。不少官員例如徐榮叟、杜範等言官直斥宋理宗施政不善,致使天怒人怨。
淳祐元年(1241年),歲次辛丑,宋理宗於正月即表示會勇於善後及承擔責任,他先改善吏治,選賢任能,命各級官員推舉可用之人,條列其人有何優點,由皇帝親自審核並錄用。接著,宋理宗推崇儒家的道德教化,以孔子、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和朱熹為師法的對象,更批評北宋剛愎自用的王安石,其提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強硬治國態度,被宋理宗評為「萬世罪人」,官員不能以他為榜樣。同月,讓敢於指斥宋理宗的杜範負責科舉考試,務求公平公正,不受權貴所影響。可見,宋理宗願意共渡時艱,於新一年為社稷多加修復和改革。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祕書 麥宇翰
(本文曾於2021年2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