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立法會選舉，各候選人為求增添勝算，均對其政敵作不同程度的攻擊。他們打擊政敵的手法層出不窮，除了針對其政見和過往政績外，亦會抨擊對手在私生活上的不妥善之處，希望選民在辨清「真相」後能作英明選擇。政治人物互相攻伐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而在黨爭頻仍的宋代，士大夫對政敵口誅筆伐更是司空見慣，今僅圍繞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諫官對宰相呂夷簡（979－1044）的攻擊略作討論。
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於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中進士，其後在天聖七年（1029）獲宋仁宗任命為宰相。在他主政的晚年，宋廷面對著不同程度的內憂和外患。在內政方面，大臣宋祁（998－1061）在上仁宗皇帝的奏疏中提到「州縣之地不廣於前，而陛下官五倍於舊」，指出大量的冗官、冗兵和冗費導致宋廷內部財用匱乏。另一困憂宋廷的是境內盜賊蠭起，根據當時大臣歐陽修（1007－1072）的描述，「今盜賊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強如一火，天下禍患，豈可不憂！」 在外交方面，自党項首領李元昊（1003－1048）於景祐五年（1038）脫離宋朝自立為帝，建立西夏政權後，宋與西夏在此後數年間爆發了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等大規模戰役，但大都戰敗告終。而北方的遼國有見宋廷內外交困，亦借機迫使宋廷增加每年對遼輸出的金帛。
有見及此，宋仁宗決意進行改革，儘管仁宗於慶曆三年（1043）三月罷免呂夷簡宰相的職事，但仍容許呂與中書、樞密院同議軍國大事。 然而仁宗對呂夷簡仍「寵遇不衰」，諫官蔡襄（1012－1067）為免仁宗回心轉意，重新起用呂夷簡，遂於慶曆三年四月上〈乞罷呂夷簡商量軍國事奏〉一疏，當中具體列舉了呂夷簡為相期間的七大過錯：
首先，呂夷簡自執政以來數次貶謫言官，以致臺諫官員「或謫千里，或抑數年，或緣私恨」。這些舉措被蔡襄視為「假託人主威權，以逐忠賢，以洩己怒」，使天下之人不敢再向皇帝提出忠言直諫，這歸咎於呂當政時「絶忠讜之嘉謨，成本朝之闕政」。
再者，呂夷簡「爲性不臧，欲人附己」的取向助長了士大夫阿諛奉承的風氣，其過錯在於「廢廉恥之節，成奔競之風」。
第三，呂廣施恩惠以吸納羽翼，「使天下之人迷大公之論，有朋黨之議」。
其次，呂並未有盡「進賢退不肖」的職責，以致「冗官甚多，曾不裁損。奇材異績，不聞奬拔」。由於賞罰並不分明，遂「使天下貪廉混淆，善惡無別」。
此外，呂未有行「富國恤民」之事。由於天下州縣均需承擔宋廷與西夏作戰的經費，以致「內則帑藏空虛，外則民力殫竭，嗟怨嗷嗷，聞於道路」，而「興材利，寬民力」這一理想逐漸變得遙不可及。
第六，呂夷簡亦需為宋廷對西夏作戰失利後所蒙受的土地和軍民損失負責，因為呂未能制定「懷忠誅逆」的方略，遂「使生靈肝血塗染砂磧，父子夫婦存歿冤痛」。
最後，遼國乘宋軍對西夏戰敗「妄請關南之地，歲增金帛僅二十萬，而猶勒兵壓境，堅求納字，凌脅中國」，亦是由於呂未能「暢國威，制鄰敵」。
在列舉呂夷簡任相期間的七大過失後，蔡襄總結「夷簡出入中書且二十年，不爲陛下興利除害，茍且姑息，以致事事隳壞如此。」 呂夷簡或許有見此前施政未獲認同，遂於同月「請罷豫軍國大事」，並獲得仁宗批准。
儘管呂夷簡在名義上已被罷免參預軍政的大權，但他仍試圖通過向仁宗呈上密奏而左右朝政。對此另一諫官歐陽修在其〈論止絶呂夷簡暗入文字劄子〉中提出抗議，當中繼續抨擊呂夷簡任相期間的不當之處：「夷簡身爲大臣，久在相位，尚不能爲陛下外平四夷，内安百姓，致得二虜交構，中國憂危，兵民疲勞，上下困乏，賢愚失序，賞罰不中，凡百紀綱，幾至大壞。」 類似的批評亦見於歐陽修的另一劄子：「以夷簡爲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內困，賢愚失序，紀綱大隳，二十四年間壞了天下。」 此後不久，呂夷簡即上表請老，並獲授太尉致仕。 在呂夷簡退出政治舞台後，仁宗重用范仲淹（989－1052）等新興士大夫推行慶曆新政，試圖改變當時內外交侵的困境。
蔡襄和歐陽修對呂夷簡的攻擊，當中固然不乏片面之詞或誇張失實之處，但當政者若能從政敵的攻擊中吸取養份，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反思自身，從而糾正過往施政的缺失，亦未嘗不是「亡羊補牢，未為晚也。」若然自覺力有不逮，或自知不為眾議所容，則如呂夷簡般及早退位讓賢亦不失為上策。假使當政者非但未能從善如流，還戀棧權勢，公然與民為敵，或許真的需要勞動朝廷頒下聖旨才能遏止其政治野心。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執委 朱銘堅博士
圖片：電視劇《清平樂》劇照
（本文曾於2016年10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