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肇建，國內形勢仍見紛亂，「我們中國自革命告成以來，除民國初元時稍稍現出那『曇花一現』的新氣象外，及後政治上的情形總是『江河日下』；到了現在，腐敗更盛，簡直難以用言語形容出來了」：宋案與二次革命、洪憲帝制與護國軍之役、府院之爭與張勳復辟等。各處軍閥亂政，民不聊生。共和之名，徒具虛文。迨至五四運動以還，知識分子救國之心愈烈，西方思潮，各種政治制度一一成為模仿的對象。
時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兼代理文科學長胡適把中華民國喻為一所大學——中華民國政治大學。他指出，這所大學雖然掛上了招牌已逾十年，但「上課的日子很少，逃學的學生太多。上課的日子少，故談不到成績；逃學的學生多，故還算不得正式開學」。1922年5月，一篇由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領銜、胡適執筆、16名學者、教授聯合署名發表於《努力周報》第二期的《我們的政治主張》，望能透過輿論，給民國政府尋找一條可執行的政治改革路徑。
他們認為，中國「敗壞到這步田地，雖然有種種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回想「民國初年的新氣象豈不是因為國中優秀分子加入政治運動的效果嗎？……後來好人漸漸的厭倦政治了，跑的跑了，退隱的退隱了」；自從「民國五、六年以來，好人袖手看著中國分裂，看著討伐西南，看著安福部的成立與猖獗，看著蒙古的失掉，看著山東的賣掉，看著軍閥的橫行，看著國家破產丟臉到這步田地。……罪魁禍首的好人現在可以起來了！做好人是不夠的，須要做奮鬥的好人」。他們「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於好人須具有奮鬥的精神。」同時要建立一個「好政府」。
他們心底「好政府」的涵義：在消極方面，要有正當的機關可以監督、防止一切營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積極的方面，則是要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以及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
轉瞬百載，適逢香港回歸25週年，而且又是新一屆特區政府成立，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會務實有為，迎難而上，『以結果為目標』，解決社會問題。管治團隊會……提升管治效能，為市民解困。領導官員會在問題萌芽時主動介入，積極指揮。政府施政要關心民心所盼。」李氏所言，與《我們的政治主張》裡所追求的「好政府」，頗有相仿之處。
其實，只要心存仁念，以誠為本，「誠者，自成也；……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中庸》第二十五章），並明白以「民為貴」之重要，真正願意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應」，以及「按照德才兼備的標準選賢任能」，讓「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應該為自衛計，為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鬥」。加上「先實實在在的，用真誠的力量，一步一步的大家向好處走」，相信未來的香港，一定會變得更美好﹗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執委 周正偉
（本文曾於2022年9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