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文學院開設的「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兼讀課程,由香港大學榮休教授、前中文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趙令揚教授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籌辦成立。學員在兩年學習期間,需進行獨立研究,撰寫畢業論文。畢業同學十分珍惜他們在研究過程中所作出的努力,自發地把他們提交的畢業論文撮要結集,出版成《根本集》。其後,星島日報為此特闢專欄,亦以「根本集」為名,每月一篇,由課程同學或歷史研習者輪替執筆,成果匯篇成書,至今已出版 7 集。7 本結集顯示了作者對歷史的愛好、對學術的熱誠、對推動國史研究的承擔,和對修讀課程期間學習經歷的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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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鬥的好人與好政府

奮鬥的好人與好政府

民國肇建,國內形勢仍見紛亂,「我們中國自革命告成以來,除民國初元時稍稍現出那『曇花一現』的新氣象外,及後政治上的情形總是『江河日下』;到了現在,腐敗更盛,簡直難以用言語形容出來了」:宋案與二次革命、洪憲帝制與護國軍之役、府院之爭與張勳復辟等。各處軍閥亂政,民不聊生。共和之名,徒具虛文。迨至五四運動以還,知識分子救國之心愈烈,西方思潮,各種政治制度一一成為模仿的對象。

時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兼代理文科學長胡適把中華民國喻為一所大學——中華民國政治大學。他指出,這所大學雖然掛上了招牌已逾十年,但「上課的日子很少,逃學的學生太多。上課的日子少,故談不到成績;逃學的學生多,故還算不得正式開學」。1922年5月,一篇由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領銜、胡適執筆、16名學者、教授聯合署名發表於《努力周報》第二期的《我們的政治主張》,望能透過輿論,給民國政府尋找一條可執行的政治改革路徑。

他們認為,中國「敗壞到這步田地,雖然有種種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回想「民國初年的新氣象豈不是因為國中優秀分子加入政治運動的效果嗎?……後來好人漸漸的厭倦政治了,跑的跑了,退隱的退隱了」;自從「民國五、六年以來,好人袖手看著中國分裂,看著討伐西南,看著安福部的成立與猖獗,看著蒙古的失掉,看著山東的賣掉,看著軍閥的橫行,看著國家破產丟臉到這步田地。……罪魁禍首的好人現在可以起來了!做好人是不夠的,須要做奮鬥的好人」。他們「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於好人須具有奮鬥的精神。」同時要建立一個「好政府」。

他們心底「好政府」的涵義:在消極方面,要有正當的機關可以監督、防止一切營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積極的方面,則是要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以及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

轉瞬百載,適逢香港回歸25週年,而且又是新一屆特區政府成立,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會務實有為,迎難而上,『以結果為目標』,解決社會問題。管治團隊會……提升管治效能,為市民解困。領導官員會在問題萌芽時主動介入,積極指揮。政府施政要關心民心所盼。」李氏所言,與《我們的政治主張》裡所追求的「好政府」,頗有相仿之處。

其實,只要心存仁念,以誠為本,「誠者,自成也;……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中庸》第二十五章),並明白以「民為貴」之重要,真正願意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應」,以及「按照德才兼備的標準選賢任能」,讓「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應該為自衛計,為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鬥」。加上「先實實在在的,用真誠的力量,一步一步的大家向好處走」,相信未來的香港,一定會變得更美好﹗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執委 周正偉

 (本文曾於2022年9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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