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文學院開設的「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兼讀課程,由香港大學榮休教授、前中文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趙令揚教授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籌辦成立。學員在兩年學習期間,需進行獨立研究,撰寫畢業論文。畢業同學十分珍惜他們在研究過程中所作出的努力,自發地把他們提交的畢業論文撮要結集,出版成《根本集》。其後,星島日報為此特闢專欄,亦以「根本集」為名,每月一篇,由課程同學或歷史研習者輪替執筆,成果匯篇成書,至今已出版 7 集。7 本結集顯示了作者對歷史的愛好、對學術的熱誠、對推動國史研究的承擔,和對修讀課程期間學習經歷的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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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政治領袖怎樣讀書?——以宋朝皇帝為例

古代政治領袖怎樣讀書?——以宋朝皇帝為例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表示他在大學畢業後為自己定下每月閱讀三十本書或雜誌的目標,至今仍持之以恆,即使公務繁重,仍會儘量爭取時間多看書,如前往外地公幹時十餘個小時的飛機行程便是其讀書的寶貴光陰。古時的政治人物同樣忙於應付政務,他們如何抽空觀書?讀的是甚麼書?如何了解書中的內容和應用從書中學到的智慧?本文試從記述宋代皇帝讀書的史料中尋找答案。

宋代的開國皇帝太祖儘管是武將出身,但史載他「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除了在行軍時讀書外,太祖亦有在睡前閱讀的習慣。宋人劉安世謂:「太祖極好讀書,每夜於寢殿中看歷代史,或至夜分。」  由此亦可知太祖所閱讀的是歷史書,當中包括《漢書》和記載上古史事的《尚書》。太祖從漢代的歷史中體會到官員公正執法的重要性,並對他的大臣馮炳有所期許:「朕每讀《漢書》,見張釋之、于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此所望於汝也。」 可見太祖試圖把閱史後所得的智慧在其施政中實踐。

太祖之弟太宗也熱愛讀書,如他曾對大臣李至說:「朕年長,他無所愛,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斯已矣。」 太宗在書本上所下的苦功較其兄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從他與宰相的對話中可窺見一二:「朕每日所為有常度,辰巳間視事,既罷,即看書,深夜乃寢。」 據此可知太宗大概在上午十一時左右把一天的政事處理完畢,此後便一直看書,直到深夜才就寢,其讀書的時間恐怕比今天全職的大學生還要長。即使在百忙之中,太宗亦抽空讀書:「朕萬幾之暇,不廢觀書。」 太宗還會為自己定下看書的目標。在其下詔編修的《太平御覽》成書後,太宗計劃在一年內閱畢這一長達一千卷的類書,因此「日閱《御覽》三卷,因事有闕,暇日追補之。嘗曰:『開有益,朕不以為勞也。』」 成語「開卷有益」便是由此而來。

太宗所讀的同樣是歷史書,如他曾與大臣李惟清提及:「朕讀《漢書.賈誼傳》,夜分不倦。」 有一次太宗在閱讀《舊唐書》後,與侍臣討論他對唐太宗李世民的評價:「朕覽唐史,見太宗所為,蓋好虛名者也。」 太宗在閱讀史書時試圖深入了解其中的道理:「朕歷覽前書,必深味其理。」「意欲酌前代成敗而行之,以盡損益也,」 希望從前朝的成敗中汲取教訓,試圖改變五代以來的弊政:「自晉、漢以來,朝廷削弱,主暗臣強,紀綱大壞,僅成邦國。朕承喪亂之後,君臨大寶。即位之始,覽前王令典,矩五代弊政,以其習俗既久,乃革故鼎新,別作朝廷法度。」

太宗的後裔同樣好讀史書,史稱他的兒子真宗「文史、政事之外,無他玩好。帝讀經史,擇其可以為後世法者,著《正說》五十篇。」 可見真宗在讀史時所著重的是有那些前人的經驗可以為後世仿效和作鑑誡,並從中選出一些事例編成《正說》五十篇,以供子孫日後讀書作參考。真宗之子仁宗在「聽政之暇,於舊史無所不觀」,曾在讀《舊唐書》後與大臣宋綬等人討論唐初開國功臣為何會晚節不保的問題。 仁宗認為閱讀史書有助「思考歷代治亂事蹟,以為監戒也。」 後繼的宋代皇帝大都嚮往讀書。英宗「留神載籍,萬機之下,未嘗廢卷。」 神宗的勤奮似乎更勝其先人,時人范祖禹謂其「天資好學,自強不息,禁中觀書,或至夜分,其勵精勤政,前世帝王未有也。」 年幼嗣位的哲宗同樣好學,他曾對王岩叟等大臣說:「朕在禁中,嘗觀書不廢也。」 宋廷官修的當代史是哲宗最常翻閱的書籍之一:「在宮中博覽群書,祖宗《寶訓》、《實錄》,皆詳閱數四。」 即使歷史學在新黨主政期間受到排擠,甚至有大臣勸哲宗切勿閱讀史書,哲宗仍不為所動,理直氣壯的回答說:「朕正在閱讀西漢的歷史。」

宋室南渡後,即使是被近代史家評為「荒淫無道」的宋高宗仍能繼承祖先好讀書的風氣,「於宮中無嗜好,惟好觀書。」 高宗希望能「考古人行事以施於政」 ,因此他常看史書,並且有規律地研讀記述上古至西漢前期史事的典籍:「朕居宮中,自有日課,早閱章疏,午後讀《春秋》、《史記》,夜讀《尚書》,率以二鼓罷。尤好《左氏春秋》,每二十四日而讀一過。」 與其祖宗一樣,高宗之子孝宗亦希望通過閱讀史書來汲取前人的經驗和教訓,史稱孝宗「獨以閒暇,取《尚書》及《資治通鑑》(圖二)等書而讀之,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法其所以興,戒其所以壞,口誦心維,未嘗一日輙去手也。」

綜上所述,可知宋朝諸帝在百忙中仍會抽空看書,有時候更會閱讀至通宵達旦。由於他們重視歷史的現實功用,因此常閱讀史書,冀望能以史資治和以史為鑑。中國古代的政治領袖都以歷史書為瑰寶,然而一些承擔香港教育發展重任的官員卻認為歷史沉悶而無用,甚至把其剔出中學的必修課程。為何古人與今人對歷史的態度出現如此落差?這一問題確實值得深思。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委員   朱銘堅博士

 (本文曾於2016年1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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