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文學院開設的「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兼讀課程,由香港大學榮休教授、前中文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趙令揚教授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籌辦成立。學員在兩年學習期間,需進行獨立研究,撰寫畢業論文。畢業同學十分珍惜他們在研究過程中所作出的努力,自發地把他們提交的畢業論文撮要結集,出版成《根本集》。其後,星島日報為此特闢專欄,亦以「根本集」為名,每月一篇,由課程同學或歷史研習者輪替執筆,成果匯篇成書,至今已出版 7 集。7 本結集顯示了作者對歷史的愛好、對學術的熱誠、對推動國史研究的承擔,和對修讀課程期間學習經歷的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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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筆下的張魯

諸葛亮筆下的張魯

無論在正史《三國志》或者小說《三國演義》裏,張魯都不是一個第一流的人物,可是從道教史的角度來看,卻有着重要的地位,因為他正是五斗米道初創人「張天師」張陵的孫兒。不同於祖父身上的神話色彩,張魯在《三國志》中有篇傳記,儘管只得五百餘字,至少若干事蹪還是有緒可尋。試以諸葛亮的兩段文字,勾勒出張魯在歷史上的一些影響。

三國鼎立的形成

207年前後,劉備三顧茅蘆拜訪諸葛亮,諸葛亮為他分析天下形勢,史稱「隆中對」。當中提出先取荊、益兩州作為根據地,因為「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大意是説益州有險要的關塞,廣闊肥沃的土地,漢高祖就是憑著這個地方而成就帝業,只是當今益州牧劉璋昏庸懦弱,既有張魯在北面佔據漢中,而民眾殷實、國土富饒,又不懂得體恤,有智謀才能的人都渴望得到賢明的君主。先前190年左右,益州牧劉焉借助五斗米道的影響力,任張魯為督義司馬,攻佔北面的漢中。四年後,劉璋承襲父親劉焉之位,因張魯不順從而殺了他的家人,自此張魯盤據漢中。

關隴與巴蜀是秦、漢帝國以西制東的基地,處在其間的漢中就成為各方爭奪的焦點。孫權君臣也有奪取漢中的戰略,赤壁之戰後,周瑜主張「得蜀而并張魯」,只是他的早逝和劉備的拒絕,使吳國鞭長莫及。曹操也心存西部,最終於215年率大軍征討漢中,張魯歸降後,封他為大官並結成兒女親家。跟著,曹操將張魯和大部分信徒遷徙至北方,希望削弱五斗米道的影響力。劉備出兵益州趕走劉璋後,抓住機會,從曹操手中奪得漢中,自稱漢中王,達到了事業的頂點。可見,對張魯政權控制地域的爭奪,最終促成三國鼎立的格局。

張魯之所以能引起各方的重視,除了漢中的戰略地位外,就是他實行政教合一,有一定實力。張魯採用「祭酒」、「義舍」等措施,存恤百姓,因此大受漢人和少數民族的歡迎,所謂「民夷便樂之」,因此在豪傑紛爭的時代,張魯政權能夠屹立近三十年。

人民公社的淵源?

在政治上以善變聞名的國學大師劉師培,在20世紀初曾經宣傳社會主義理論,並組織翻譯《共產黨宣言》。1908年,他寫〈論共產制易行於中國〉,説到共有制,就引証上古的井田制,《禮記》的大同,張魯的「義舍」,近代的義莊等。更廣為人知的是,1958年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前後,毛澤東為《三國志·張魯傳》作注,自信為人民公社找到了歷史淵源,並且將其批語印發給與會幹部學習參考。他認為漢末的道教群眾運動,北方有黃巾(太平道),南方有于吉領導的,而西方的則是五斗米道。張陵、張衡、張魯祖孫三世奉行的經濟、政治綱領大約是: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有點人民公社免費醫療的味道;設置「義舍」,即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飯不要錢,似乎是招徠關中區域的流民;以犯輕微錯誤的人修路;犯法者寬免三次後才行刑,以説服為主要方法;不置官吏,以各「祭酒」統領部眾,近乎政社合一、勞武結合,但以小農經濟為基礎。

這些措施之所以有成效,是基於五斗米道的宗教信仰。在《諸葛亮集》中有〈與張魯書〉殘文:「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享身嗜味,奚能尚道?」說神仙養身延命,尚且節制餐松子飲彩霞,而追求享受、貪圖美味,怎能夠崇尚大道?甚有早期道教誡條的意味。這封信的寫作背景不清楚,但劉備曾經試圖拉籠張魯,大有可能是諸葛亮希望通過與他論道而拉近雙方的距離。

1956年,饒宗頤先生的《老子想爾注校箋》是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確認敦煌寫本S.6825是久佚的道教經典《老子想爾注》的殘卷。《想爾注》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此書反映早期道教如何將先秦道家的《老子》,從宗教神學的角度來解釋。况且,此書在道教的著錄中,被稱為張陵或張魯所作,雖然圍繞《想爾注》的成書年代一直存有學術爭議,此書至少透露了東漢末五斗米道信仰的一些信息。《想爾注》指出人若想長生,除了身體和精神上的修煉,還要講倫理道德上的善惡,提出要用道教的誡和律,超越政治權力,以規範世界的秩序。這個重要因素,正是毛澤東所輕輕帶過。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司庫   鄺明威

(本文曾於2016年4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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