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在19世紀中葉從清廷手中奪取香港後，並沒有刻意發展香港教育。其理至為明顯，一則英人最大目標是中國，非香港；時香港的角色只為助其發展對華貿易。再則，據殖民地檔案記載，香港這塊「不毛之地」（barren rock），在1841年時，人口不足8000人。一年後，1842年，人口亦只上升至約13,000人；當時華人是以捕魚為主，而大部份居民多從事勞動行業。香港政府憲報在1842年紀錄了在現今維多利亞（即今中、上環一帶），人口最密集，有8000人口，卻只有2名老師，10名學生！在這種情況下，教育自然會被忽略。
1847年，第二任港督戴維斯成立一臨時教育委員會，調查香港學校情況，正式把教育提上殖民地政府議程。委員會共探訪了8所鄉村學校，紀錄學生為123名，平均每校約15人，學校主要課程均為中文閱讀及書寫；小部份學校會應家長要求用算盤教授一些簡單加減數；偶爾亦見教授詩詞、對聯，惟程度均不高 。報告最後選取了3所稍具規模的鄉村學校，並建議自1848年起每月資助教師港幣10元。
英語，殖民地英國官員的母語，何時見於香港公立教育系統？又因何引入？此為本文欲探討的目的。
轉捩點是1853年。據1853年教育委員會報告書記載兩位來自聖保羅書院的學生自1853年5月起，初是每星期一次、其後兩次到中上環、黃泥涌一帶村校教授英語。聖保羅書院創立於1848年，信托人是香港聖公會主教，目的本在培訓傳教士及基督教老師在中國進行宣教活動，其學生除宗教科目外，還接受西方學科培訓，包括英語。此為殖民地政府第一次的把英語列為政府資助學校的課程。政策背後的原因為何？報告書解釋有二：一為學習英語作為一種學科知識，且可進一步認識英國文學。這當然是潛台詞，當時社會動蕩，人民生活困苦，終日奔馳，也不保溫飽，那有餘裕從事優雅的文化活動！所以啟動英語學習板機背後的真正原因絕非教育！那是甚麼？
報告書又提及另一原因：原來教導殖民地人民英語目的是「避免誤會」！誰人之間的誤會？是一方位於統治階層的少數英人及歐洲人，及在另一方屬於大多數的在港華人。最終的目標是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建立「聯盟的紐帶」（“A bond of union”）。所以，英人在攫取香港十年後，即開始在資助學校嘗試推行英語教育的目的，完全是「項莊舞劍」，以教育之名，把「英語政治化」。而「語言政治化」背後又與當時的整個香港以致中國，特別是廣州、澳門一帶的政治氣候，有著密切的關係。
鴉片戰爭，清廷雖然戰敗，但人民仇外的行為仍然嚴重。南京條約雖然允許外國人入城，但外國人在城內常遭華人襲擊，雙方關係非常緊張。香港及澳門華人與外國人仍然處於敵對關係。香港總督戴維斯於1845年在澳門訪問時遭毆打；1848年當般咸被委任為香港第三任總督不久，又發生了皇家炮兵團25名團員險被華人毒殺的事件。翌年，澳門總督更在澳門被華人刺殺！同年，更有謠言在華人圈中流傳清廷會派出殺手，來港行刺般咸總督，嚇得般咸出入公眾地方均需軍隊保護。1850年太平天國革命先在廣東爆發，引來大量華人擁入香港，雖說刺激了經濟活動及帶來了一定的商業機會。唯短時期的大量人口增加，卻令華人與殖民地政府關係更形緊張。1857年發生了麵粉滲入砒霜事件，超過400位洋人，吃了砒霜麵包而中毒，受害者還包括了時為總督的寶靈及其家人。當時在港洋人與華人關係惡劣之情況可見一斑。
除政治因素外，教育委員會內委員們對宗教的傾向亦促成英語教學的可能性。教育委員會自1847年成立至1853年5月，每年委員只是2-3名，絕大部份均是與基督宗教有密切關係。以1853年為例，委員會主席為聖公會主教史密夫 （Bishop Smith），成員奧德爾（M. C. Odell）是殖民地牧師，而最後一位委員禧利（ C.B. Hillier），雖則是殖民地法官，唯其意見卻被評為常與另一殖民地牧師史丹頓（V. Stanton）相若。再看前一年，聖公會主教史密夫及法官禧利也是委員，另一委員是著名傳教士麥都思牧師（W.H.Medhurst）。 委員既然有這麼重的宗教背景，難怪當時的政府資助學校被譏為「傳教多於教育了」。這是實情嗎？微觀看看當時的課程可知一、二。據記載，當時受政府資助的鄉村學校早上要禱告，老師然後解釋經文最少半小時，有些學校更是整個上午也在誦讀經文。而星期天，學校更只教授聖經及宗教書籍。
至此，關於19世紀香港英語教學的因由，可勾劃出一幅比較清晰的圖畫。殖民地政府在統治初年，即在受政府資助學校引人英語教學，與教育的關係顯然是不大。先是政局混亂，華洋矛盾日深，若能教授部份華人學懂英語，彼等可在華洋衝突時排解糾紛，這就是所謂「聯盟紐帶」的構想。再者，時教育委員會委員醉心傳教，在有基督教背景聖保羅書院中選派兩名學生往村校教授英語，也可視為傳教手法之一。無論是政治因素、宗教因素，英語教學在殖民地的歷史均只被視為一種工具。這種「語言工具化」的論述成為英語教學及學習的主流，其影響一直至21世紀的今天仍沒多大變化。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同學會會員 邱國光博士
（本文曾於2017年10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