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維新運動期間，梁啟超（1873—1929）十分關注女子教育的問題。他在1897 年著有《倡設女學堂啟》，並草擬了《女學堂試辦略章》，用以宣傳女子教育。此外，在其變法維新的理論著作《變法通議》中，亦將部份題為《論女學》。本文試從梁氏提倡女學的著述，簡論維新時期梁啟超的女子教育思想，從而探討興女學與婦女地位的關係。
在《論女學》一文中，梁啟超批評「婦人無才即是德」以及「女子智力低於男子」的傳統觀念，認為「務欲令天下女子，不識一字，不讀一書，然後為賢淑之正宗，此實禍天下之道也。」俱因這會導致女子心胸狹窄、目光短淺。梁啟超認為女子的智力並不比男子低，男女均是「軀體峙立，首函清陽者，其聰明必不甚相遠，所以生差別者，在智慧之開與不開耳。」若能開發女子的智力，則「往往有男子所不能窮之理，而婦人窮之，男子所不能創之法，而婦人創之。」梁啟超因此主張對女子施以教育，開發其智力，發揮其才能，增廣其識見，進而使之關心社會與國家。此外，由於「女子二萬萬，全屬分利，而無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養而待養於他人也。」所以梁啟超希望女子在接受教育後能掌握到謀生的技能，從而不再在經濟上依賴男子，達至「人人足以自養而不必以一人養數人」之目標。
儘管梁啟超鼓吹培養女子獨立的經濟能力，但這並不表示他認同女性的地位應與男性平起平坐。事實上，梁啟超視提升女子的生產力為富民強國之本，而提倡女學的最終目的則是期望女子「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倡設女學堂啟》)，冀望通過教育使女子成為「賢妻良母」，使下一代能在良母的薰陶下接受良好的教育，健康成長。正如其在《論女學》中提到：「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廣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養始；蒙養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婦學始。故婦學實天下存亡強弱之大原也。」更為重要的是女子應學習體操，使其身體強壯，以達致「保種」、「保國」的最終目的。由此可見，梁啟超認為興女學不單有利於女子的個人發展，更重要的是使國家強大。他以當時的世界形勢作了論證：「女學最盛者其國最強，不戰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學次盛者，其國次強，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學衰，母教失，無業眾，民智少，國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並把中國之落後歸結為女子未受教育：「吾推極天下積弱之本，則必自婦人不學始。」(《論女學》)為使國家富強，必先興女學。
綜上所述，梁啟超對婦女「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這種傳統的「三從」觀念似未有大加批評，而其興女學的最終目的是使國家富強，這似乎與提升婦女地位以至追求男女平等這些女權主義者的主張並無直接關係。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主張女性與男性一樣享有接受教育權利的同時，亦暗示女子需承擔女國民的義務。在多談權利，少說義務的今天，梁啟超興女學的主張確實值得深思。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司庫 朱銘堅博士
（本文曾於2012年11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