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資訊革命，對中國歷史研究所產生的影響，是每一個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都關心的問題。1902年前後，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發表《新史學》、《中國史敘論》等文章，提出了中國歷史經歷了「中國之中國」，前近代「亞洲之中國」，近代以來「世界之中國」。那時候的「世界之中國」，和同步在二十一世紀出現的全球化與資訊革命，把世界拉平了的「世界之中國」的情況，始終有著天淵之別。拉平了的「世界之中國」，對於中國的歷史研究者來說，是可以輕易地看到更多的書籍、更多的檔案等資料；但同時也要面對全球化多元化的觀點、跨學科等研究的種種挑戰。
誠然，在全球化與資訊革命下的書籍、檔案等資料的湧現，並非如孔子故居的壁內掘出的書籍，晉代汲塚竹簡的出土或清末至民國初年甲骨文字的發現那樣，是一種全新材料的發現；這些書籍、檔案等資料的湧現，主要是因為資訊革命的結果，其中最重要是將一些本來藏起不見天日的東西數碼化，故以前難以看到的資料都公開了，就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於民國十八年（1929）購入的四千多件明代（1368-1644）文書，三十多萬件清代（1644-1911）檔冊，包括有內閣收貯的制詔誥敕、題奏本章、朝貢國表章、內閣各廳房處的檔案等等，也是近幾十年來才陸續數碼化的。
這種將已有的書籍、檔案等資料的數碼化，對於歷史研究者來說，其意義是重大的，因為任何研究與觀點的建構，都是離不開書籍、檔案等資料的基礎。故此，新材料的發現無疑可以為研究帶來新的衝擊，但這也要建基於對新材料的應用才可以談得上。就如上面所說例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於民國十八年（1929）購入的檔案，如果不是數碼化，就以一個歷史研究者來說，就算窮一生的精力，相信亦難以窺其全部，更遑論對其內容的研究了。至於藏於不同國家的書籍，同樣也因資訊革命而令我們可以輕易地接觸到它們，這同樣也為研究者帶來極大的方便。
不過，全球化與與資訊革命的出現，對於中國歷史的研究者來說，要面對的不單是如何消化大量書籍、檔案等資料的湧現；同時也要面對如多元化觀點、跨國家、跨文化、跨文明、跨學科等種種研究的問題。可是，對於不少受傳統訓練的研究者來說，全球化與資訊的革命的確來得太快，故不少人對於以上所提及的問題，或多或少仍然顯得有點手足無措，無所適從。不過，如果我們認為歷史的研究有「鑑古知今」、「通古今之變」的用處，我們就不得不面對以上所提及的問題，即積極面對全球化與資訊革命所帶來的轉變和挑戰。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會員 黃毓棟 博士
（本文曾於2012年3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