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文學院開設的「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兼讀課程,由香港大學榮休教授、前中文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趙令揚教授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籌辦成立。學員在兩年學習期間,需進行獨立研究,撰寫畢業論文。畢業同學十分珍惜他們在研究過程中所作出的努力,自發地把他們提交的畢業論文撮要結集,出版成《根本集》。其後,星島日報為此特闢專欄,亦以「根本集」為名,每月一篇,由課程同學或歷史研習者輪替執筆,成果匯篇成書,至今已出版 7 集。7 本結集顯示了作者對歷史的愛好、對學術的熱誠、對推動國史研究的承擔,和對修讀課程期間學習經歷的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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庋藏遠見:馮平山的中文教育理想

庋藏遠見:馮平山的中文教育理想

 啥是馮平山?

如果這是條100萬的問題,港大同學勢必搶答成功,袋袋平安。作為港大的一份子,無不在校園內的馮平山博物館及馮平山圖書館,燃燒了段段青葱歲月。馮平山與香港大學結緣於1920年代,一擲千金捐資籌建中文圖書館,矢志推廣中文教育及中國文化,絕對是殖民地時期中文教育發展的一位重要人物。

雖然,現在的教育開支僅佔本地生產總值三至四個百份點,遠遠滯後於世界各地;惟相比一個世紀前,基本公共服務如教育或社會福利等,全由商賈募捐包辦,目前政府總算扛起了一定的公共責任。早年的殖民管治,處處表現出殖民政府對本港內部事務抱持敬而遠之的態度,尤其是涉及金錢開支公共責任承擔等等,盡量留待民間社會自行解決,非必要不輕言開啟小金庫把責任扛上身。香港大學的開辦如是,大學圖書館亦如是。如果沒有了一批又一批的社會精英牽頭籌建,姑勿論是大學或圖書館的創建,很可能遙遙無期!

在殖民政府如斯管治邏輯下,讓華籍商賈發掘到在殖民管治隙縫中,延續華人文化,間接管理殖民地的機會。1920年代伊始,「五四運動」後中國大陸興起新圖書館運動,在各地大舉辦館倡文教。見多識廣的馮平山不諻多讓一躍走上潮流尖端,1925年率先在家鄉新會設立景堂圖書館(以其父命名)。而繼1927年協力籌辦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兩年後馮平山再接再勵向港督提出,豪擲十多萬獨資在港開辦中文圖書館的嶄新構思,附設在以英國教育為藍本的香港大學內。在自記年譜中,馮平山表述了對建館的理想:「圖書館為社會教育之一。年來余所辦之景堂圖書館。頗見進步。但回觀港地。求一稍具規模之圖書館。尚付闕。……捐圖書館的條件有二:一是該館除供大學教職員及學生使用外,亦應對外開放,供社會人士使用。因此,該館應在大學範圍內接近公路旁選址;二是該館永遠作中文圖書館之用,庋藏中文書籍,不得作其他用途(載於其孫媳馮美蓮所著的新書《庋藏遠見 馮平山》,頁154-155)。」

「庋藏遠見」言簡意賅把馮平山高瞻遠足的視野表露無遺,所謂「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建館理念並未獲港大校長韓惠和(W. Hornell)的理解:「對於馮平山先生的慷慨捐贈,未能用於聘請中文系系主任,我實難掩失望之情(同上,頁156)。」馮平山堅持建館,而不是用作經常性開支耗費在聘請教師上,再次讓我們看到在二十世紀初,身處港英殖民地,憑商致富的華商,胸懷在殖民地復興中文教育及中國文化的心志。天意弄人,對建館一事縈繫於心的馮平山,偏偏於新館開幕前數月因病辭世,其子馮秉華代父在開幕禮上致辭時,娓娓道出老父遺志。「一以使香港大學成為南中國蒐藏與保存中國古藉之主要重心,讓大學師生發揚和守護中國的輝煌歷史與文化;一是以圖書館向大眾開放,鼓勵華人研究祖國語言及歷史風俗習慣(同上,頁155-156)。」

顯而易見,馮平山將圖書館性質限定為中文圖書館,將之附設於香港大學,說白了是要為港大甚至香港成為華南地區中國文化的交流平台,創造有利條件,寄望接受現代教育的「天之驕子」,有更大能耐在英式教育框架下,將中國文化在殖民地發揚光大。這裏必須要強調,馮平山並不滿足於圖書館僅成為大學的一座附屬物,又或消閒娛樂場所,而是矢志將之建成一所面向社會的圖書館,這就是為甚麼執意選址靠近公路旁的原因。為的是便捷坊眾閱覽,實踐普及文化、保存文化、弘揚文化的理想。在今年馮平山圖書館建館80週年之際,回顧馮老倡辦中文圖書館一事,讓我們看到香港中文教育發展的點滴。

香港大學社會系博士生及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會員  莊玉惜

(本文曾於2013年11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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