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政府1876年人口統計資料，佛教徒有57名，到1881年，華人人口增至15萬，佛教徒卻得26名，這可能是基於估算多於科學的調查。若單以信徒數目定論，香港佛教在19世紀的發展只可說是處於萌芽階段。
二十世紀開始發展
1901年的人口調查報告中，紀錄了128位男性從事有關宗教行業的工作，亦有4位女性是尼姑。十年後的人口調查報告，佛教徒數目已接近3000人。30年間，香港人口增加三倍達46萬人，佛教徒卻增加了100多倍。可惜，自1911年人口調查報告後，有關香港居民的宗教背景調查已不見於往後的人口普查問卷。20世紀中業，香港佛教的發展如何？本文擬以《大嶼山誌》一書的記載作一勾勒。
名山古寺互相輝映
《大嶼山志》（下稱《嶼志》）為釋明慧編述，初版於戊戌年仲春 (1958)，出版者為寶蓮禪寺。 據《嶼志》序，此書緣起乃時為寶蓮禪寺住寺筏可大和尚以為「天下名山，莫不有志以記其事，而名山之內，莫不有寺觀以輝映其間。」，於是責成時為寶蓮禪寺堂主明慧法師編輯嶼山初志。《嶼志》另有〈大嶼山志序〉，為文者是釋智照法師。再次記述《嶼志》乃明慧法師受托於筏可和尚耗數月而成。
闢山建院修持宏道
《嶼志》 全書分七章：形勢、名勝、梵刹、禪德、居士、法制及藝文，共約45,000字；另亦附上62幀照片，紀錄大嶼山各地名勝、主要梵剎。《嶼志》 雖以「形勢、名勝」起始，唯重點卻在佛教寺剎、出家眾、在家眾以及法制為主。
第三章「梵剎」為書中重點，「寺宇靜室，各皆註明地點及開山年代，與創始人等。計招提、蘭若（即寺院、精舍之雅稱）共八十四，以存史實。」。梵剎規模大小不一，大者如寶蓮禪寺，佔地廣袤，有大殿、韋馱彌勒殿、寺前有法華塔、金剛窟禪堂、地藏殿、指月堂、殿前左右兩亭、寺左華嚴塔等；山前有「妙湛總持」牌坊，山後亦有羅漢塔。小者只是二、三棟甚至單棟平房，門前闢有花圃、菜圃。更小者只是侷促於閣樓，只作比丘或比丘尼靜室修持之所。
有寺院必有信眾。具規模寺院，如靈隱寺「四眾皈依者六七百人」；竹園精舍「在家皈依者四百餘人」；鹿湖精舍「同住女眾約百餘人」；慧蓮「其徒眾約三十人」。至於寶蓮寺信眾數目資料在《嶼志》中缺歟，唯以其規模，過千信眾應是可信推論。1961年整個大嶼山人口約為16,000人，佛教徒數目保守估計應達三、四千人。時市區往返大嶼山之交通甚為不便，料想半數以上信眾均居於大嶼山，佛教在當時嶼地蓬勃之勢，可見一斑。
叢林規制以播宗風
第四章乃記述通宗、通教之出家比丘、比丘尼；第五章則表揚外護佛法、崇興福力之在家居士。可堪注意的是《嶼志》所選居士不多，唯卻非泛泛之輩。有前清監生龔芳齋、舉人楊鐵夫、有香港大學肄業霍仁生；東蓮覺苑苑長、寶覺學校校長林楞真女居士亦榜上有名，可見佛教在50年代，信徒已不限於老百姓階層。
第六章附錄叢林規制及祝佛讚儀。《嶼志》以寶蓮禪寺法制為本，以冀四方賢眾，共遵佛說戒律。所列法制，大小無遺，有「同住規約」、「禪堂規約」、「講堂規約」、「雲水堂規約」（接待雲遊僧的地方，僧人來去如雲如水，此名之由來）、廚房規約、「念誦規約」等。叢林法制嚴謹，宗風才可得以宏揚。儀軌方面只選取三項，分別為「祝釋迦佛誕儀式」、「祝釋迦佛成道儀式」及「紀念釋迦佛涅槃儀式」，儀式次序有弟，以表佛法威儀。《嶼志》最後一章「藝文」，乃有關大嶼山之論文、詩歌、詞賦等。
《嶼志》成書於20世紀50年代，為可考的香港第一本佛教的志書。編者並無前科，史料亦不全，只好親歷考察、走訪諮詢，歷時半載，亦是一嚴謹之作，可補20世紀中業香港佛教在大嶼山發展之空白。更可喜者，2016年，香港佛教筏可紀念中學師生仝寅重編《嶼志》，成《大嶼山誌新編》，踵事增華，除增新圖片外，更在「禪德」一章後附錄筏可大和尚、聖一大和尚等大德生平事蹟，實為美事。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會員 邱國光博士
（本文曾於2022年4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