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文學院開設的「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兼讀課程,由香港大學榮休教授、前中文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趙令揚教授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籌辦成立。學員在兩年學習期間,需進行獨立研究,撰寫畢業論文。畢業同學十分珍惜他們在研究過程中所作出的努力,自發地把他們提交的畢業論文撮要結集,出版成《根本集》。其後,星島日報為此特闢專欄,亦以「根本集」為名,每月一篇,由課程同學或歷史研習者輪替執筆,成果匯篇成書,至今已出版 7 集。7 本結集顯示了作者對歷史的愛好、對學術的熱誠、對推動國史研究的承擔,和對修讀課程期間學習經歷的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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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文與香港

孫文與香港

1923年2月,孫文應香港大學學生會邀請,來到英國殖民地——香港,發表演說。他道出與香港之關係與感情,除了對當時香港之社會情況加以讚許外,更言道:各學生在本港讀書,即以西人為榜樣,以香港為模範,將來返國,建設一良好之政府。(註1)

孫文與香港關係密切

孫文生於1866年11月,他與香港關係密切,一生在港活動可分為:(1)求學時期,自1883年11月進入拔萃書室(Diocesan Home)就讀,直至1892年7月於香港西醫書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畢業,共八年零九個月。(2)革命時期,自1895年2月在港成立興中會總部,至1924年11月14日最後一次路經香港,(註2) 共29年。

1878年5月2日,孫文隨母親自翠亨村經澳門搭乘英輪前往檀香山。(註3) 這是他首次搭乘西方輪船遠赴重洋之經驗,於自述中曾謂:「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註4) 及後,孫文於1883年到港入讀拔萃書室。翌年4月,轉學香港中央書院(Central School)。(註5) 1886年春夏間,孫文自中央書院畢業,經介紹前往廣州博濟醫院(Canton Hospital)附設之南華醫學堂習醫。翌年7月,復投考剛開辦之香港西醫書院。1892年7月,孫文以首名自該校畢業。

投身革命後,孫文曾多次到港,並以香港為反清基地。1923年2月,孫文自上海南下廣東,但他並未立即前往廣州,反而接受香港大學學生會邀請,來到香港發表演說。他表示:「從前人人問我:『你在何處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吾今直言答之,革命思想係從香港得來」。(註6)

孫文受邀到香港大學演講

1922年 6月,陳炯明(1878-1933)策動「六‧一六事變」,孫文被襲,離粵至滬。然不久,滇、桂各軍復攻克廣州,翌年春,即電迎孫文返粵。再者,港督司徒拔(Sir Reginald Edward Stubbs)亦選擇支持重新得勢之孫文,邀請他訪問香港。

孫文於15日離滬南下,17日抵港,即寓干德道九號舊友楊西巖家,並與司徒拔會晤。(註7) 翌日,復應邀出席港督府午宴,午後訪晤何東。(註8) 20日上午十一時,孫文抵達香港大學大禮堂(陸佑堂),與會者約四百餘人。多名學生合力用藤椅把孫文擡起,自大門一直擡至大禮堂講臺上。

孫文身穿馬褂,頭戴氈帽,以英語發表題為Why I Became a Revolutionist?《革命思想的誕生》之演說。一開始,他便指出:「我心情有如歸家,因為香港與香港大學是我知識誕生之地」。(註9) 孫文演說完畢,學生歡呼鼓掌,復有學生五、六人把他擡至大樓門外拍照,至下午一時方散。(註10)

孫文期望香港大學學生共同建設中國

孫文於香港大學之演說中,曾提及香港較中國為優之處,包括:衛生、治安、廉潔和教育等方面。所以,他「深願各學生在本港讀書,即以西人為榜樣,以香港為模範,將來以祖國建設一良好之政府,……極望諸生勉之」。(註11)

今年適逢是孫文150周年誕辰紀念,而香港回歸業已近二十載,各所大學之學生,除了要戮力向學,吸取知識,造福社群,為香港的未來奮鬥外;亦當勇於肩負起時代賦予之責任,「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註12) 如孫文所願,共同為「祖國建設一良好之政府」而努力。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同學會執委  周正偉博士

註1: Sun Yat-sen, Why I Became a Revolutionist?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February 21, 1923, p.4.

China Mail, February 20, 1923, p.5. 《香港華字日報》,1923年2月21日。同日,香港多家英文報紙及《華字日報》都有記載孫文演說詞,惟內容文字互有出人。

註2: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國父年譜》下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74年11月,第1257頁。

註3: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1866-1895》,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9月,第179-184頁。

註4:〈覆翟理斯函〉,載於《孫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7頁。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自傳〉,載於《國父全集》第二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62年6月,第2頁。

註5:  1889年7月15日,中央書院改名維多利亞書院(Victoria College);1894年1月31日,港府又根據該校校長黎德(Bateson Wright)的建議,將學校改名為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

註6:  Sun Yat-sen, Why I Became a Revolutionist?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February 21, 1923, p.4.

China Mail, February 20, 1923, p.5.《香港華字日報》,1923年2月21日。

註7:  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上海:正中書局,民國37年,第275頁。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國父年譜》下冊,第1050頁。

註8: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國父年譜》下冊,第1051頁。

註9:  Sun Yat-sen, Why I Became a Revolutionist?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February 21, 1923, p.4.

China Mail, February 20, 1923, p.5.《香港華字日報》,1923年2月21日。

註10:  瀏覽於2016年3月9日,香港大學禮堂演講,http://lib.hku.hk/syshk/subpages/I0076.html

註11:  Sun Yat-sen, Why I Became a Revolutionist?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February 21, 1923, p.4. China Mail, February 20, 1923, p.5. 《香港華字日報》,1923年2月21日。

註12:  蔣中正,〈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載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青年工作會編,《總裁對青年的訓示》,臺北:編者,民國64年,第205-214頁。

(本文曾於2016年5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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