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新冠狀病毒所引起的肺炎在全球肆虐，各國官員絞盡腦汁，試圖採取各種可行的措施以阻止瘟疫的蔓延。事實上，人類過去曾遭受無數次瘟疫的威脅，全賴先賢們在抗疫方面所作的努力和犧牲，人類才能繁衍至今。那麼古人的經驗和智慧有否可以借鑒的地方？本文以一千年前的宋代社會為中心，淺述皇帝和地方官員如何幫助民眾對抗瘟疫。
至和元年（1054年），當時的首都開封府瘟疫肆虐，太醫呈上兩隻犀牛角予宋仁宗（1010–1063，1022–1063在位）服用以避疫，其中一隻是極為罕見的珍貴藥材通天犀角。仁宗着緊百姓的安危，希望把通天犀角打碎，從而分發給民眾用以和藥。一位名叫李舜卿的宦官向仁宗進言說通天犀角珍貴異常，應當留下供皇帝享用，仁宗卻不以為然，謂「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註1）！遂立刻令人把通天犀角打碎並分發給疫民。嘉祐五年（1059年） ，開封府再次爆發瘟疫，宋仁宗有見「貧民為庸醫所誤死者甚眾」（註2）遂下令翰林醫官院選名醫到開封府的屬縣為病人「審處其疾狀」（註3），且予之贈藥。
皇帝在抗疫中以身作則，地方官員也上行下效。宋代大文豪蘇東坡（1037–1101）在元祐四年（1089年）知杭州期間「歲適大旱，饑疫並作」，蘇軾除了請朝廷減免上供米和減價賣常平米等措施以振濟饑民外，「又多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有見杭州是當時水路和陸路交通的中心，疫病更容易在該地蔓延和引致更多病人死亡，蘇軾遂籌集二千緡錢，且捐獻其私藏的五十兩黃金作興建和營運病坊之用，病者因此得以被隔離，從而阻止瘟疫在社會擴散。在蘇的苦心經營下，杭州「活者甚眾」。（註4）
與蘇軾同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的曾鞏（1019–1083）在熙寧九年（1076年）知洪州時也「會歲大疫」。曾鞏下令在洪州的屬縣和地區「皆儲藥以授病者」，且責成醫官為他們視疾。對於那些因病未能自理生計的民眾或軍士，政府不單為他們提供住宿，且資助其飲食和衣物等生活必需品。有賴曾鞏主導的防疫和紓困措施，洪州人得以渡過難關。（註5）
另一地方官趙抃（1008–1084）在熙寧九年知越州期間所面對的瘟疫似乎比蘇軾和曾鞏的更嚴重。據曾鞏在〈越州趙公救災記〉一文中記載：「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災未有鉅於此也。」趙抃所採取的防疫措施與蘇軾相類似，「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此外趙還僱用了兩名僧人，讓他們在病坊裡從事與今天護士相似的工作，照料病人的「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恃」。趙抃更不惜自掏腰包，以私錢「給病者藥食」。對於趙抃在抗疫方面的盡忠職守和無私奉獻，曾鞏稱「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註6）在抗疫方面比趙抃更親力親為的還有田晝（1069–1113）。他在政和年間（1111–1118）知淮陽軍時遭逢大疫，史稱田「日自挾醫，戶問病者藥之良勤」（註7），每天帶着醫官到不同的病戶詢問他們用藥後的情況。或許由於粗勞過度引致免疫力下降，田晝在不久之後即「遇疾卒」，（註8）在抗疫的路上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綜上所述，可知宋仁宗、蘇軾和曾鞏等「勞心者」為了拯救貧病交迫的百姓，不惜捐獻出私藏的名貴藥材和財寶。他們愛民如子的赤心和無私奉獻的精神，絕對值得今天的統治者仿效。最後冀望各國政府和人民能同心協力，阻擋新冠狀病毒的蔓延。
註1：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76，頁4248。
註2：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91，頁4622。
註3：脫脫，《宋史》，卷178，〈食貨志〉，頁4338。
註4：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收入《全宋文》，卷3100，頁251-262。
註5：曾肇，〈曾舍人鞏行狀〉，收入《全宋文》，卷2381，頁91-99。
註6：曾鞏，〈越州趙公救灾記〉，收入《全宋文》，卷1263，頁179-182。
註7：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15，頁163。
註8：脫脫，《宋史》，卷345，〈田晝傳〉，頁10959。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同學會執委 朱銘堅博士
（本文曾於2020年4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