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愛國者‧革命黨──譚思義(1876 – 1918)生平記述

基督徒‧愛國者‧革命黨──譚思義(1876 – 1918)生平記述

 早年生平略歷

譚思義生當清末民初,是中國近代史上風起雲蒸的時期。其時中國面對外侮不斷,有識之士矢志尋求救國安民之道,改革呼聲不斷。先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洋務運動,繼而是世紀未的百日維新,清廷企圖透過學效西方船堅炮利,政制輿情,改革圖強,但均告失敗。不少年青志士遂改而參與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期望國家走上富強的康莊大道。在這個歷史大潮之中,年青的基督徒愛國者反應騰躍,積極參與改造中國的運動,譚思義是其中一位久被遺忘的草澤潛龍。

根據劉粵聲牧師(1893-1960)的《香港基督教會史》,譚思義是湖南臨武人,出生於1876年。幼年隨父客居廣東連州,肄業於基督教三江長老會學校。18歲著名的廣東培英學校,自幼及長,均就讀基督教學校,信仰根基因而奠立。1901年曾率華工五、六十人赴南洋英屬北婆羅洲謀生,並參與開埠工程。其時南洋一帶革命風潮奮起,不少年青人均以革命為夙志,譚思義亦在當地加入興中會,翌年返回香港。1903年與基督教同道伍漢持(1872-1913)等在九龍油麻地創立「香港中國基督徒會」。

考晚清以來,中國基督教會發展至一定的成熟程度,部分華人信徒欲擺脫西方差會及傳教士的管轄與給養,其中亦涉及民族主義精神,教會自立之風遂起,而「中國基督徒會」是中國最早並具規模的自立教會之一。先是1902年時,高鳳池(1864-1950)、宋耀如(1863-1918)、王正廷(1882-1961)、謝洪賚(1873-1916)等上海愛國基督徒有感於光緒二十八年(1901)湖南辰州教案導致國家受辱,於是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基督徒會」,以愛國愛教為號召。翌年,廣東的信徒伍漢持、譚民三、宋居仁(1854-1937)、黃其馨、譚思義(? – 1917)、陳典芳、蕭警鐘等信徒十餘人,深痛教案辱國,遂與上海的中國基督徒會聯合,於1903年4月,在港招集同志,組成「香港中國基督徒會」,由伍漢持擔任會正。該會為自立教會,不依附任何外國差會。

新界基督教教育的濫觴

在創辦教會之餘,譚思義又參與基督教教育工作。1905年,他與同道租賃上環差館南街37號地下,創辦華英學校。日間校舍用作收生授課,晚上則為教會佈道之用。至1905年時,學校遷往鄰近的差館北街,並擴充規模,增設學生宿舍,日後成為國民黨要員的劉維熾(1892-1955)及革命元老宋居仁長子宋少殷均是該校學生。1906年,譚思義轉任由香港華人自理會及愉寧堂(西人教會)聯合成立的「香港及新界傳耶穌道會」(Hong Kong and New Territories Evangelization Society,簡稱「新界傳道會」)創辦的元朗福音堂轄下的真光書室的教席,這是香港新界地區第一所基督教學校。當時的新界地區地偏人稀,對外交通非常不便。但譚思義懷著愛國愛上帝的熱忱,以新界兒童在教育及靈性上的需要作為委身的呼召,從市區跑到偏遠的鄉郊,服事那些基層兒童的教育需要,並且一直默默工作了七、八年之久,而真光書室亦在他的胼手胝足的苦幹精神下,逐步建立起來。根據元朗福音堂堂主任黃述芳(1855-1945)的女兒黃玉梅的記述,那時,由於條件的匱乏,學校沒有印刷宣傳品,也沒有招生廣告,學生是父親與譚老師挨家逐戶招來的。就在他們的努力之下,總共招得男生數十人,成為真光學校首批入讀的學生。

而且,根據「新界傳道會」的報告,學校因開放時間曾與村民發生磨擦。事緣真光書室是教會學校,樓高兩層,每周主日時,樓下闢作主日崇拜的聖堂,供信徒聚會之用,樓上則供教師居住。但當地民眾卻認為一般學塾,只有逢年過節才會暫時散館關門,加上他們希望子女多受點教育,因此堅持學校須於星期日繼續上課。這個訴求明顯與基督教信仰有所抵觸,事件如何解決,「新界傳道會」的值理會會議紀錄及年度工作報告,均沒有提及,但可以推想教會傳道人及學校老師必定耗費心力,對民眾的要求善加勸解,讓他們明白遵守主日誡命的重要性。從日後真光書室繼續以這種模式辦學,並得到擴展的結果來看,民眾顯然是接受了學校的做法。

委身傳道

在投身教育事業約七年之後,譚思義回歸信仰,參與傳道工作。他先於1913年,辭掉真光學校的教席,參與由香港青年會興辦的「海面傳道會」的傳道工作,最先是在一艘由貨船改裝的福音船上工作,主要是銷售《聖經》和一些教會書籍,並向香港沿岸的蜑民傳播福音。在譚思義及另一位傳道人陳永生的努力下,蜑民的福音工作進展良好。香港青年會總幹事何麗臣(道濟會堂)及德育部麥梅生長老(?-1942,禮賢會)見事機成熟,遂共同倡議,「海面傳道會」終於在1914年3月29日舉行成立禮,蜑民的教育及信仰狀況得到切實的改善。至1916年,譚氏轉任中國基督徒會西灣河支堂傳道人。查該會自1903年創辦之初,一直運作良好,並於港島西灣河、廣東海豐及廣州先後設立支堂,發展頗為興盛。1911年,黃其馨牧師與張恩福在西灣河支堂附設學校,以助傳道,由信徒鍾逸生授徒自養。但鍾氏其後牽涉官非,加上翁挺生牧師(1865-1955)到任不久,輔弼需人,譚思義毅然不計較薪俸微薄,回到母會擔任傳道。譚思義特別注重晚間佈道,收效顯著,其後遷會所於炮台街,足證教會發展良好。

投身革命

1918年,譚思義的人生迎來一次巨大的轉變。他應當時旅居香港的革命元老鄧蔭南(1846-1923)之召,投身廣州中華民國軍政府,追隨孫中山(1866-1925),參與討伐軍閥事業,實踐愛國理想。據劉智鵬及劉蜀永的研究,可知在民國初年,因逃避清廷的追捕,鄧蔭南一直隱居新界青山。由於他是基督徒,因此便參加了附近元朗福音堂的聚會。根據黃述芳的報告,1915年鄧蔭南擔任元朗福音堂首屆值理。推知,譚思義與鄧蔭南同為元朗福音堂前後的棟樑,彼此相識,並且志同道合。

1918年,鄧蔭南時任廣州海陸軍大元帥府參議,奉孫中山之命,於廣州珠城北約設置秘密機關,協助陳炯明(1878-1933)、朱執信(1885-1920)招募兵勇,組織民軍,討伐軍閥。譚思義因感革命事業尚未成功,遂回應鄧氏之呼召,返國報效。當時譚思義與司徒不偏、旗人黃福密於華寧里密製炸彈。同年12月,他因私製炸彈,遭廣東督軍莫榮新(1853-1930)捕獲,雖經時任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的孫中山力保,仍不獲釋,最終於同月被槍斃,死時42歲。

結語

  《易經》乾卦第一卦的初九爻是「潛龍勿用」,含意是有些人會像潛龍一樣,在潛伏時期未能即時發揮作用,但其人必須堅定信念,如龍潛深淵,藏鋒守拙,隱待時機。或許正是香港基督教的傳道及教育工作,令這位為國民革命事業付上生命代價的志士一個潛龍勿用的磨礪之機,而他為革命所作的犧牲,亦為香港早期的基督教歷史添上一抹革命色彩。

香港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課程同學會副會長                    葉深銘

(本文曾於2017年12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