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對外關係史上,辛丑年可謂別具意義。1200前的長慶元年(821年)九月,吐蕃國派使者到當時的首都長安,希望與大唐帝國「再續慈親之情,重申鄰好之義」。(註1)唐穆宗同意其會盟的請求,兩國約定「彼此不為寇敵,不舉兵革,不相侵謀」,(註2)此為中國與周邊政權通過確立盟約以維持睦鄰友好關係開創先河。600年後的辛丑年更出現了中國對外關係史上最繁盛的一幕。永樂十九年(1421年)正月,來自東南亞的滿剌加、蘇門答臘、喃渤利,南亞的古里、溜山、柯枝、錫蘭山,阿拉伯半島的阿丹、祖法兒、忽魯謨斯,和遠至東非的木骨都束和卜剌哇等16國「遣使貢名馬、方物」。(註3) 多國使臣聚首北京,在當時新建成的紫禁城中向大明王朝進貢,這一「萬邦來朝」的景象反映了十五世紀初中國的國際地位。雄才大略的明成祖為了宣示國威,在登基之初便命鄭和率領兩萬多人的龐大船隊遠航下西洋。自1405至1433年的二十多年間,鄭和船隊先後七次遠航,往來穿梭於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其足跡遠至阿拉伯半島和東非東岸。英國作家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其《1421:中國發現世界》(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一書中更提出鄭和船隊早於1421年便曾到達美洲,比歐洲航海家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早七十年「發現新大陸」。儘管孟席斯這一論點極具爭議,但不容否定的是鄭和確能通過遠航而揚威異域。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多個國家和地區遣使向明朝進貢,相信在一定程度上與鄭和的龐大船隊對他們的震懾力有關。
然而以往的辛丑年在繁盛的背後也存在危機。900年前的宣和三年(1121年),以宋江為首的反朝廷勢力在河北和山東一帶起事。在此之前數個月,方臘也在浙江和江蘇一帶發動民變,「聚惡少千餘,焚民居,掠金帛子女。」(註4)這些亂事的爆發反映出北宋繁華背後的隱患。通過王安石和蔡京的斂財政策,北宋政府在十二世紀初積累了大量財富,在雄厚的經濟實力支持下,當時的皇帝宋徽宗一方面好大喜功,除了在西邊開疆拓土外,更試圖借助女真的勢力消滅契丹,幻想能從遼國手中奪回燕雲十六州,甚而恢復漢唐舊疆。另一方面卻窮奢極侈,大肆搜刮民財,更專門派人搜求江南的奇花異石。這些東南地區的奇珍經由淮河和汴河運進都城開封,以供建造皇家園林「艮嶽」之用。「花石綱」讓江浙一帶的平民百姓苦不堪言,對宋廷的橫征暴斂非常不滿,正如方臘所言:「今賦役繁重,官吏侵漁,農桑不足以供應,吾儕所賴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無錙銖遺。」(註5)積怨已久的民眾最終團結起來反對朝廷的剝削。儘管方臘和宋江在作亂後數個月即為童貫和張叔夜所平定,但其卻令大宋王朝的元氣大傷,間接埋下了靖康之禍的伏筆。三百年前的辛丑年也發生了類似的叛亂事件。儘管清朝經過康熙帝一甲子的統治後進入了全盛時期,但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仍有一群人因不滿官府「徵收糧稅苛刻」而在臺灣作亂。(註6)他們認為當時的「地方官長但知沉湎樗蒱耳,種種不堪,兵民瓦解 」(註7),因此決定舉事。為了能號召更多群眾,他們推舉了一位名叫朱一貴的人為首領,對外宣稱其是明朝皇帝的後裔。最終他們聚集了數萬黨羽,高舉「大元帥朱」的旗號「反清復明」,並成功地在短時間內佔領整個臺灣。儘管這一群烏合之眾所建立的政權歷時僅數個月便為清軍所擊破,但其足以短暫割據臺灣這一事實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康熙盛世的隱患。
《詩經》謂「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冀望新的一年在上位者能以史為鑑,在沉醉於「偉大富強」和「萬邦來朝」的同時,亦能「急市民之所急」,不要待民怨沸騰時才略施小惠以求取信於民。為政者應積極探尋為何市民對前境感到悲觀和不安,並在回應這些問題時對症下藥。最後衷心希望在上位者能以民為本,勤修善政,讓普羅百姓安居樂業。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課程同學會執委 朱銘堅博士
註1:王堯:《唐蕃會盟碑疏釋》,《歷史研究》1980年第4期,頁94。
註2:王堯:《唐蕃會盟碑疏釋》,《歷史研究》1980年第4期,頁94。
註3:《明太宗文皇帝實錄》卷二百三十三,永樂十九年正月戊子條。
註4:方勺:《泊宅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108。
註5:方勺:《泊宅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112。
註6:藍鼎元:《平臺紀略》,收入《台灣古籍叢編 第3輯》(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頁506。
註7:藍鼎元:《平臺紀略》,收入《台灣古籍叢編 第3輯》(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頁506。
(本文曾於2021年3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