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下游──街邊報紙檔

辛亥革命的下游──街邊報紙檔

「光東勸包連人」……

猜到山頂䌫車花園道總站外的《南華早報》報紙檔報販,在喊甚麼嗎?

其實是廣東叛亂也(Kwangtung Rebellion)!報販以特有的港式英語聲嘶力竭地叫喊着,吸引途人注意。時日為1907年6月8日,其中一則新聞是廣東爆發叛亂,孫中山發表言論指,近年各地頻頻爆發類似反抗活動,加上報章倡議民主思想,足顯國家已成熟推行革命,滿清政府的覆亡僅是遲早的事。

報販手持報章一邊叫喊,糾纒客人求售一報的場面,如果安排任何一位革命份子途經,目光稍稍一瞄,突槍聲四起,有人倒地,相信那震撼力毫不遜於《十月圍城》那幕中環街頭喧嘩的序幕,車伕左顧右盼,乞丐冷眼看世界,學生簇擁楊衢雲,未幾嘭的一聲,楊應聲倒地,陷入一遍混亂。《十月》一片沒有固守傳統,把主角盯在人所敬仰的孫中山身上,而是把目光輕轉至有血有肉,對革命作出不同程度貢獻的小人物上──年青戅直的車伕謝霆峰、遭人鄙視的乞丐黎明、四處演出的戲子佬任達華。正史沒有為他們留有一席,可幸通俗電影,正由於其被視為通俗,始容得下俗世中的小人物。

假若將革命比作一條鏈,革命份子、知識份子、富商、華僑、記者等被列入革命鏈的上游,「在」革命歷史裏;在《十月》裏佔去一定戲份的小人物,又或負責印刷報紙的技工、運送報紙的司機、站在街頭販報的報販等,肯定只能退居下游,「不在」革命歷史裏。如阿圖塞(Althusser)所說,具發施號令權的國家、政府部門、學校(包括知識份子)處於社會的上層架構(或上游),那麼按指令辦事及重複的生產模式(在街頭販報)只能退居下層(下游)。在知識份子統治的社會裏,一切發施號令全憑透過知識的施行,若然具有知識被等同食腦,食腦策動革命就被認可為生產,有生產即有價值。我們的社會對價值有其一套明顯的階級分類(Class Segregation),或按經濟水平,或按教育水平。以教育水平建構的階級為例,無學問(現代社會更簡化為無證書在手者),靠出賣勞力的小人物,完全不符知識生產的要求,其貢獻當不獲認可。

理解到這點,就明白縱使報販日復日摸黑於街頭叠報紙,手指頭沾得漆黑,但由於其工作性質給界定為純綷接order的重複勞動,無腦可食,稱不上生產。常言「有功者,留餸兼留飯;無功者,飯餸不留。」食餐晏仔尚且視作論功行賞的工具,處身革命下游、無腦可食的市井之徒,「不在」青史裏留名,乃理所當然。價值的釐訂真的只此單一模式嗎?

創立於1903年的《南華早報》,初以倡導中國改革為己任,繼1904年底先後在山頂䌫車總站花園道及山頂設立報紙檔,翌年又在卜公碼頭開立第三檔,如是者,報紙檔漸次出現在各處街頭。報紙檔最初的出現實際上是該報處理經濟危機時的應對策略。香港雖是一個華洋雜處的大都會,其時的常駐歐美人士不足6,000人,懂英語的華人也沒有多少個,在街頭販售英文報章無甚市場,還是「包報到戶」,對銷量有保證。市場早給多份創辦經年的英文報章霸佔,要分一杯羹談何容易,《南華早報》靈機一觸在街邊設立報紙檔,採零售模式售賣報紙,突破長久以來,英文報章由專人上門派遞的傳統。

街頭報紙檔就如同信息交流平台,平台能否發揮應有效應,端乎其所在位置。以當年的香港而言,能讀能書英語的人集中在四處:一是山頂,洋人聚居地,每日慕名一嘗搭纜車上山一覽東方之珠景色的海外遊客更是絡繹不絕。二是花園道一帶的政府山,洋人官員及懂英語的華人書記的辦公室所在;三是卜公碼頭,1925年皇后碼頭啟用前,一直負責接待中外來賓,又是遠洋輪船旅客上落客點;四是中環鬧市。把首三個報紙檔焦點式地立於兩個纜車總站及卜公碼頭,集中火力專攻洋人及從海外來港的華人市場,實為策略性部署。

在傳播革命思想上,報紙檔及報販均產生不可或缺的邊際效應。報紙檔的出現──首創零售英文報紙、固定攤位售賣、近距離接觸民眾,其所揭示的文化符號本身就甚有平民色彩Bottom Up。報販以平民化模式(聲嘶力竭叫喊頭條新聞,又或遇到目標讀者群主動趨前兜售)在街頭販售,無疑有助吸引非訂戶的平民讀者。兩者所呈現的文化符號與辛亥革命的平民本質如出一轍,社會大眾的民主理念透過革命份子經年的思想灌輸及肢體行動,終歸發揮力量取得辛亥革命的成功,期間動員各個階層的人力物力,可不是三兩名革命大哥自說自話促成的。

可是在知識份子編寫(或解讀)的正史裏,報販等小人物卻「不在」。社會學家一直有就政府機構、學校、家庭等建制內的Power distance difference(權力差距)作出分析,卻鮮有就文化層面如革命鏈內的權力差距作一評估。如前所述,在知識份子統治的社會裏,話語由上而下(Top Down),誰有知識,就擁有話語權(discourse),誰執掌話語權,自會想方設法維護此秩序。這顯然是一個既得利益者掌控的遊戲,循環不息,每趟紀念活動標榜的盡是那些耳熟能詳的革命英雄,史詩式的英雄建構,透過紀念活動一再加強,說穿了潛台詞是要強化當世知識份子的地位。這充份曝露我們社會的價值觀只仰望上層,有權詮釋革命的人出於狹隘的價值主義,又往往把革命的成功停留在某一階層,缺乏對他者的認可。百年過去了,我們從辛亥革命裏學到了甚麼?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附屬會員 莊玉惜

(本文曾於2011年6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