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周年》── 國史與國民教育重要一課

《辛亥革命百周年》── 國史與國民教育重要一課

2011年倒數的100年,辛亥革命發生,無疑,這是中華民族命運與發展關鍵一年,這是國家重要歷史的里程碑。無論中、西方的歷史學家,乃至滿有鬥爭經歷的政治風雲人物,他們對辛亥革命的評價,述說內容或許有異,但本質基本趨於一致,那就是辛亥革命衍生的影響力是巨大的,茲舉數例:

張玉法:《辛亥革命史論》「辛亥革命當然是一個革命。它完成了光復會『光復中國之政權』的目標,也完成了共進會『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人權』的目標,只有『平均地權』沒有實現。」(註1);徐中約:《中國近代史》「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它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沉痛地打擊了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註2)蔣廷黻:《中國近代史》:「辛亥革命打倒了滿清,這是革命惟一的成績。滿清打倒了以後,我們固然掃除了一種民族復興的障礙,但是等到我們要建設新國家的時候,我們又與民族內在的各種障礙對面了。」(註3)章開沅〈黃帝與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偉大歷史功績,過去我們往往只強調民國的建立與共和國觀念的深入人心;卻忽視其作為建立近代民族國家的肇始地位,特別是對於中華民族這一國族構建的關鍵性貢獻。」(註4)

不以人廢言,在還未搞三面紅旗災難與文化大革命浩劫的毛澤東,曾於1954年發表的《關於辛亥革命的評價》就有如下的歷史宏觀論述:「辛亥革命確實是一次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在人類歷史上,有過幾次性質不同的大的革命。……第一次,是奴隸主推翻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使人類的生產和社會大進一步。……第二次,是封建地主革掉奴隸主的命。這次革命,在中國大概是在春秋戰國時代。……第三次,是資產階級革封建地主階級的命,也就是民主主義革封建主義的命。在中國,就是辛亥革命。……它(指辛亥革命)公開號召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國,建立了中華民國和臨時革命政府,並制定了一個《臨時約法》。辛亥革命以後,誰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們說它有偉大的歷史意義。」(註5)而劉少奇也認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註6)周恩來更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結束了我國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使人們在精神上獲得了空前的大解放,為以後革命的發展開闢了道路。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註7)

美國歷史學家芮瑪麗 (M.C. Wright) 認為,1911年辛亥革命反映了當時民族主義和社會改變的重要性;但是她對國民黨和共產黨創造出來的革命意義 ── 國民黨把革命的力量聯繫至反滿的民族主義,而共產黨把革命聯繫到資產階級革命的失敗,芮氏卻有所保留;她認為,1900年前後出現的民族主義不止於反滿,它所包含的是反帝國的情緒;而且當時要求變、要求革命的思想不僅獲得資產階級支持,也得到社會中各個階層的支持。(註8)另一位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L.S. Stavrianos)更認為「在中國長達數千年的歷史上,只有三次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結構的大革命,這就是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對中國的統一,公元1911年辛亥革的爆發和1949年中華人民和國的建立」。(註9)

無庸置疑,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國史教育重要一章,際此時刻,筆者再提國史教育的十點意涵:

  1. 印證國家及民族發展,當中盛載是非黑白、人情與道理的一門具理性邏輯及引發情感之學問;
  2. 能滲出對民族摶成和融洽,持守著溫情與敬意;
  3. 強化國民的群己觀念,權利與義務的平衡;
  4. 國家與民族發展的靈魂與動力的重要源流;
  5. 愛國愛民之所繫;
  6. 建構國民身份認同與國家學體認同不可或缺的重要學習內容;
  7. 貴古重今,邁向高度文明與文化認真學習,對國民質素提升起關鍵作用;
  8. 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寶貴學問;
  9. 沒有避諱議題的學問探索;
  10. 國家民族發展的過去與現在,永無休止的對話,這些對話具有時代感與現實感。

國史與國民教育密不可分,生命共同體,辛亥革命百年已過,但可歌可泣的事蹟永遠,精神與價值長存!再要補充的是,辛亥革命推翻兩千多年帝制之時,儘管1905年已有多個革命團體合組成中國革命同盟會,但國民黨並未正式組成,至於共產黨更要十年之後方是出世嬰兒,因此,如果要述說辛亥革命的偉大,那偉大就在於當時中華民族靈魂的覺醒,無數無名英雄拋頭臚、灑熱血的無私奉獻與犧牲!這是今天乃至永遠的中華民族所要謹記的。這也是任何地方要紀念辛亥革命、舉辦任何形式的活動,不能脫的軌。

註1:張玉法:《辛亥革命史論》(台灣:三民書局,1993)。

註2:徐中約著,計秋楓等譯:《中國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

註3: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北京:團結出版社,2009),頁139。

註4:章開沅:〈黃帝與辛亥革命〉,《華夏文化》,2009年2期。

註5:引自毛澤東著:《關於辛亥革命的評價》(1954年9月14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編:《毛澤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卷6,頁344至346。

註6:劉少奇:〈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人民日報》,1954年9月15日

註7:周恩來:〈開會詞〉,《光明日報》,1961年10月10日。

註8:參考Mary Clabaugh Wright, Introduction, in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12-44.

註9:斯塔夫里阿諾斯著,吳象嬰、梁赤民、董書慧、王昶譯:《全球通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第七版,上冊,頁20。

何漢權 港大中史碩士同學會會長

(本文曾於2011年1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