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號稱革命先覺的發源地，是國父孫中山（1866-1925）先生的故鄉，早在太平天國時的洪秀全（1814-1864）和維新派人士之一的梁啟超（1873-1929）同在廣東成長。廣東乃當時全國風氣較開通和革命思想較濃厚的地方，而廣東人「與外人接觸多年，養成世界的知識，成為廣東人僅有的特質。」（註1），因此在廣東成長的張竹君，擁有廣東人衝鋒氣魄和進取精神，不斷作反傳統的舉動，如在轎車上觀英文書（註2），以及喚起女子的愛國思緒，組織中國赤十字會，直接統率女子救傷隊，呼籲女子從事救國救民的事業，昭示「巾幗不讓鬚眉」的勇氣和膽量，甚至1912年孫中山也曾讚嘆：「此次革命，女界亦與有功」（註3）。由於她的言行舉止突出和社交活躍，備受當時新聞家的關注，其言行常見諸報端，也在社會上影響一時，故有「婦女界梁啟超」之譽。（註4）
張竹君約生於1880年代（註5），畢業於博濟醫院附設的南華醫學堂（註6），在南華醫學堂學習十三年，得到美國醫生嘉約翰（註7）（Kerr, John Glasgow）教授西醫，通西醫內外科全科，於1900年畢業，曾在醫院充當醫生兩年。其後她本着基督的慈愛而懸壺濟世，成功領取開業執照，於1900年和1901年分別在廣州荔枝灣和河南柳波橋側創辦中國人自辦的最早西醫院──禔福醫院和南福醫院。（註8）這兩間醫院的興辦，耗費甚鉅，而以徐宗漢（1876-1944）的資助最多。（註9）其後，她於1901年把南福醫院改名為育賢女學堂，開啟廣東女學之先聲。（註10）除了辦學外，她又於1904年設廣東育賢女工藝廠，招收120名女學員，向她們傳授編織等技藝（註11），以幫助女子經濟獨立自主，為日後女子救國運動奠基。當中國同盟會成立後，她便在廣東加入同盟會，開展革命救國工作。（註12）
至於，竹君所倡導的女子救國形式是以救傷而非投軍從戎，這是考慮到女子的生理和戰場的危險，其謂：「兵匈戰危，自古垂警。……緃今日所編之女子軍隊，俱能挑選合格，而就生理上切實言之，比較男子，相差終遠。……苟必欲勉強從事，當兩軍交綏之隊，吾恐別項軍隊將不及為殺敵致果之用，且將翼護我女子軍隊而不遑矣。」（註13）。因此，在革命將至時，她在中國保界分會中呼籲女子：「余願為戰時看婦矣。而民兵之未有，將誰而看護，此最痛心之事，願須眉男子三思之。」（註14）。而當武昌起義消息傳到上海時，竹君馬上發起成立中國赤十字會，以拯救傷兵為己任，然而此組織有別於清政府在上海所置的紅十字會總部，因官方色彩較濃厚，不便在革命進行，故她別樹一幟，成立中國赤十字會，窺見出典範女子現實影響之一斑。由於她所率領的中國赤十字會成功救護幾千傷兵，成效較女子軍隊為好（註15），故1911年10月21日上海《申報》稱讚張竹君的義舉為「躬率高足馳赴戰地施展仁術，救死扶傷志慮宏遠宗趣正大，南丁格爾之再見。」。另外，1911年她又幫助黃興夫婦喬裝成赤十字會救護隊，而避過清軍耳目，安全經上海進入漢口。（註16）
值得留意的是，赤十字會有隊員123人，其中女會員54人。在當時社會，女性加入會社是相當難得，而竹君能為該社會長及有佔近半數的女會員，實開男女平等思想的先河。而女會員可究者有章兆彥、章兆廉、林菊、蘇燕芳和吳舜芝等，她們皆不支薪水，以救人報國為己任，就連出發的伙食費等都要隊員自備。（註17）同時，這項救國的活動是自願性質，赤十字會員每人需自備70元，作為出發後45日之用；至於，一切醫療物品等雜費，則由張竹君籌得之2500元所付，（註18）從中可見先進婦女的覺省和為國效力的決心。
綜觀而論，張竹君在實踐愛國愛民思想的事業上，並不囿限於理念的推廣，更能身體力行。最顯明的兩個例子：第一，推動女子個性解放上，如興辦女子興學保險會、上海愛國女學校附設女子手工傳習所等，以提升女子的識見和技能，為她們自立、自主，以及擺脫傳統對女子的羈絆鋪路，並實踐了婦女個性的解放；第二，投身「愛國」和「愛民」活動，所謂「天下興亡，女子亦有責焉」，她在1901年於廣州成立南福醫院，「除醫學外，兼教普通格致學，每講學時，常常提論時事，指陳國艱，發起女學生國家思想。」（註19）。千百年來，中國傳統女子守閨閣，足不出戶，口不言外，德言容功（註20）（德：婦德，品德。言：言辭。容：容貌。功：女紅）纔是她們唯一天職，竹君以啟蒙和覺醒婦女的風采，喚醒尚處於酣睡的婦女們，尤其廣東的婦運，激發婦女以纖弱之軀，走出家門、棄粉黛，奔赴戰場，颯爽英姿，為國家民族竭盡最大的力量。竹君領導女子參與革命工作，如救護隊、聯絡和宣傳等，為新政權的誕生付出努力，在中國近代史上有着不能磨滅的功勛，也為中國婦女史冊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
註1：黃惠泉、刁英華合編：《分省中國人物誌：論人物之地理分佈》（香港：波文書局，1978），頁370。
註2：馮自由：《革命逸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56），頁41-45。
註3：邵雍〈孫中山與近代婦女問題〉，《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版），2002年3期，頁126-130；又見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第2卷。
註4：馮自由：《革命逸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56），頁41。
註5：關於張竹君的生卒年月向無確切的記載，竹君的生年，大致有三種說法，（一）她生於1876年，見於《上海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地方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頁587。（二）她生於1878年，見於徐輝琪：〈辛亥革命時期著名的愛國女醫生張竹君〉，《廣州研究》，1987年6期。（三）學者普遍認為竹君乃生於1879年，見於李小江主編：《中國婦女運動史，1840-1921》（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頁207；木子：〈近代愛國女醫生張竹君〉，《歷史教學》，1994年10期，頁13；廖蓋隆等主編：《中國人名大詞典‧歷史人物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頁350。
註6：陸丹林《革命史譚》中考證張竹君乃畢業於博濟醫院而非夏葛氏女醫院學堂，「因夏葛氏女醫院學堂是在張竹君異業前一年（即1899年）纔成立，對於普通四年級醫科生來說，最後一年轉校是很困難的；加上，任職博濟醫院的助教梁培基醫生承認曾教過她。」轉引自榮孟源等：《近代稗海》（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頁590-591。
註7：嘉約翰（1824-1901），英文譯名為Kerr, John Glasgow，1854年受美國公理會派到廣州傳教。在1865年，在廣州仁濟大街建立博濟醫院，詳見於劉澤生：〈晚清廣州博濟醫院的杰出學生，1855-1900〉，《中華醫史雜誌》，1999年3期，頁162。
註8：劉慧英：〈20世紀初中國女權啟蒙中的救國女子形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年2期，頁160；李小江主編：《中國婦女運動，1842-1921》（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頁208-209。
註9：馮自由：《革命逸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56），頁42。
註10：馬庚存：《中國近代婦女史》（青島：青島出版社，1995），頁134-135、184。
註11：〈各省工藝彙誌〉，《東方雜誌》，1904年1期，頁216。
註12：劉巨才編：《中國近代婦女運動史》（沈陽：中國婦女出版社，1989），頁344。
註13：〈論女子組織軍隊〉，《民立報》，1912年12月20日。
註14：湯志鈞：《近代上海大事記》（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頁694。
註15：陳東源：《中國女子活動史》（台北：河洛出版社，1979），頁358。
註16：〈100年前的廣州博濟醫院學生〉，《羊城晚報》，1999年3月19日。
註17：〈赤十字會女會員章兆彥武漢戰地日記〉，《神州日報》，1912年1月11-12日。
註18：〈赤十字會出發記〉，《神州日報》，1911年10月24日。
註19：〈張竹君女士歷史〉，《順天時報》，1905年11月16日，轉引自張玉法、李又寧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台北：傳記文學社，1976），頁1380。
註20：德言容功指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為古時婦女所應具備的四德。又見於《禮記·昏義》：「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日……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港大中史研究碩士同學會執委 許茵茵
（本文曾於2011年4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