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張竹君女士濃重的一筆

辛亥革命──張竹君女士濃重的一筆

廣東號稱革命先覺的發源地,是國父孫中山(1866-1925)先生的故鄉,早在太平天國時的洪秀全(1814-1864)和維新派人士之一的梁啟超(1873-1929)同在廣東成長。廣東乃當時全國風氣較開通和革命思想較濃厚的地方,而廣東人「與外人接觸多年,養成世界的知識,成為廣東人僅有的特質。」(註1),因此在廣東成長的張竹君,擁有廣東人衝鋒氣魄和進取精神,不斷作反傳統的舉動,如在轎車上觀英文書(註2),以及喚起女子的愛國思緒,組織中國赤十字會,直接統率女子救傷隊,呼籲女子從事救國救民的事業,昭示「巾幗不讓鬚眉」的勇氣和膽量,甚至1912年孫中山也曾讚嘆:「此次革命,女界亦與有功」(註3)。由於她的言行舉止突出和社交活躍,備受當時新聞家的關注,其言行常見諸報端,也在社會上影響一時,故有「婦女界梁啟超」之譽。(註4)

張竹君約生於1880年代(註5),畢業於博濟醫院附設的南華醫學堂(註6),在南華醫學堂學習十三年,得到美國醫生嘉約翰(註7)(Kerr, John Glasgow)教授西醫,通西醫內外科全科,於1900年畢業,曾在醫院充當醫生兩年。其後她本着基督的慈愛而懸壺濟世,成功領取開業執照,於1900年和1901年分別在廣州荔枝灣和河南柳波橋側創辦中國人自辦的最早西醫院──禔福醫院和南福醫院。(註8)這兩間醫院的興辦,耗費甚鉅,而以徐宗漢(1876-1944)的資助最多。(註9)其後,她於1901年把南福醫院改名為育賢女學堂,開啟廣東女學之先聲。(註10)除了辦學外,她又於1904年設廣東育賢女工藝廠,招收120名女學員,向她們傳授編織等技藝(註11),以幫助女子經濟獨立自主,為日後女子救國運動奠基。當中國同盟會成立後,她便在廣東加入同盟會,開展革命救國工作。(註12)

至於,竹君所倡導的女子救國形式是以救傷而非投軍從戎,這是考慮到女子的生理和戰場的危險,其謂:「兵匈戰危,自古垂警。……緃今日所編之女子軍隊,俱能挑選合格,而就生理上切實言之,比較男子,相差終遠。……苟必欲勉強從事,當兩軍交綏之隊,吾恐別項軍隊將不及為殺敵致果之用,且將翼護我女子軍隊而不遑矣。」(註13)。因此,在革命將至時,她在中國保界分會中呼籲女子:「余願為戰時看婦矣。而民兵之未有,將誰而看護,此最痛心之事,願須眉男子三思之。」(註14)。而當武昌起義消息傳到上海時,竹君馬上發起成立中國赤十字會,以拯救傷兵為己任,然而此組織有別於清政府在上海所置的紅十字會總部,因官方色彩較濃厚,不便在革命進行,故她別樹一幟,成立中國赤十字會,窺見出典範女子現實影響之一斑。由於她所率領的中國赤十字會成功救護幾千傷兵,成效較女子軍隊為好(註15),故1911年10月21日上海《申報》稱讚張竹君的義舉為「躬率高足馳赴戰地施展仁術,救死扶傷志慮宏遠宗趣正大,南丁格爾之再見。」。另外,1911年她又幫助黃興夫婦喬裝成赤十字會救護隊,而避過清軍耳目,安全經上海進入漢口。(註16)

值得留意的是,赤十字會有隊員123人,其中女會員54人。在當時社會,女性加入會社是相當難得,而竹君能為該社會長及有佔近半數的女會員,實開男女平等思想的先河。而女會員可究者有章兆彥、章兆廉、林菊、蘇燕芳和吳舜芝等,她們皆不支薪水,以救人報國為己任,就連出發的伙食費等都要隊員自備。(註17)同時,這項救國的活動是自願性質,赤十字會員每人需自備70元,作為出發後45日之用;至於,一切醫療物品等雜費,則由張竹君籌得之2500元所付,(註18)從中可見先進婦女的覺省和為國效力的決心。

綜觀而論,張竹君在實踐愛國愛民思想的事業上,並不囿限於理念的推廣,更能身體力行。最顯明的兩個例子:第一,推動女子個性解放上,如興辦女子興學保險會、上海愛國女學校附設女子手工傳習所等,以提升女子的識見和技能,為她們自立、自主,以及擺脫傳統對女子的羈絆鋪路,並實踐了婦女個性的解放;第二,投身「愛國」和「愛民」活動,所謂「天下興亡,女子亦有責焉」,她在1901年於廣州成立南福醫院,「除醫學外,兼教普通格致學,每講學時,常常提論時事,指陳國艱,發起女學生國家思想。」(註19)。千百年來,中國傳統女子守閨閣,足不出戶,口不言外,德言容功(註20)(德:婦德,品德。言:言辭。容:容貌。功:女紅)纔是她們唯一天職,竹君以啟蒙和覺醒婦女的風采,喚醒尚處於酣睡的婦女們,尤其廣東的婦運,激發婦女以纖弱之軀,走出家門、棄粉黛,奔赴戰場,颯爽英姿,為國家民族竭盡最大的力量。竹君領導女子參與革命工作,如救護隊、聯絡和宣傳等,為新政權的誕生付出努力,在中國近代史上有着不能磨滅的功勛,也為中國婦女史冊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

註1:黃惠泉、刁英華合編:《分省中國人物誌:論人物之地理分佈》(香港:波文書局,1978),頁370。

註2:馮自由:《革命逸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56),頁41-45。

註3:邵雍〈孫中山與近代婦女問題〉,《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版),2002年3期,頁126-130;又見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第2卷。

註4:馮自由:《革命逸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56),頁41。

註5:關於張竹君的生卒年月向無確切的記載,竹君的生年,大致有三種說法,(一)她生於1876年,見於《上海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地方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頁587。(二)她生於1878年,見於徐輝琪:〈辛亥革命時期著名的愛國女醫生張竹君〉,《廣州研究》,1987年6期。(三)學者普遍認為竹君乃生於1879年,見於李小江主編:《中國婦女運動史,1840-1921》(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頁207;木子:〈近代愛國女醫生張竹君〉,《歷史教學》,1994年10期,頁13;廖蓋隆等主編:《中國人名大詞典‧歷史人物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頁350。

註6:陸丹林《革命史譚》中考證張竹君乃畢業於博濟醫院而非夏葛氏女醫院學堂,「因夏葛氏女醫院學堂是在張竹君異業前一年(即1899年)纔成立,對於普通四年級醫科生來說,最後一年轉校是很困難的;加上,任職博濟醫院的助教梁培基醫生承認曾教過她。」轉引自榮孟源等:《近代稗海》(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頁590-591。

註7:嘉約翰(1824-1901),英文譯名為Kerr, John Glasgow,1854年受美國公理會派到廣州傳教。在1865年,在廣州仁濟大街建立博濟醫院,詳見於劉澤生:〈晚清廣州博濟醫院的杰出學生,1855-1900〉,《中華醫史雜誌》,1999年3期,頁162。

註8:劉慧英:〈20世紀初中國女權啟蒙中的救國女子形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年2期,頁160;李小江主編:《中國婦女運動,1842-1921》(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頁208-209。

註9:馮自由:《革命逸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56),頁42。

註10:馬庚存:《中國近代婦女史》(青島:青島出版社,1995),頁134-135、184。

註11:〈各省工藝彙誌〉,《東方雜誌》,1904年1期,頁216。

註12:劉巨才編:《中國近代婦女運動史》(沈陽:中國婦女出版社,1989),頁344。

註13:〈論女子組織軍隊〉,《民立報》,1912年12月20日。

註14:湯志鈞:《近代上海大事記》(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頁694。

註15:陳東源:《中國女子活動史》(台北:河洛出版社,1979),頁358。

註16:〈100年前的廣州博濟醫院學生〉,《羊城晚報》,1999年3月19日。

註17:〈赤十字會女會員章兆彥武漢戰地日記〉,《神州日報》,1912年1月11-12日。

註18:〈赤十字會出發記〉,《神州日報》,1911年10月24日。

註19:〈張竹君女士歷史〉,《順天時報》,1905年11月16日,轉引自張玉法、李又寧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台北:傳記文學社,1976),頁1380。

註20:德言容功指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為古時婦女所應具備的四德。又見於《禮記·昏義》:「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日……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港大中史研究碩士同學會執委 許茵茵

(本文曾於2011年4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