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波瀾壯闊，志士仁人，拋頭顱，灑熱血，挽救晚清以來的危局，讓中國成為亞洲共和政體的先驅。這些革命先烈，事蹟昭然於史冊者大有其人，但亦有不少人雖然為革命出力，甚至犧牲性命，卻礙於種種原因，未為後世所熟知，適逢辛亥百年，追念這些無名英雄，為革命史傳，添上一筆，是史學工作者不可推託的責任。
本文的主角黃詠商，族名欵書，本名日新，別字繼明，又名詠襄、詠觴，廣東香山（今中山）人。生於咸豐六年（1856），父親黃勝，早年曾隨傳教士鮑留雲牧師赴美留學，與容閎份屬同窗好友，其後出任香港定例局（即今立法會）議員。黃詠商亦是本港著名華人領袖何啟的姻親（何啟幼弟眷商娶黃詠商長女愛蓮，即黃詠商為已故香港名牧何福堂的親家），與另一聞人韋玉亦有郎舅關係。他早年肆業於中央書院，接受中英雙語教育。1880年，隨父前往蘇格蘭珀斯，入讀著名的大萊學院。回港後，由於其父在香港具廣泛的社會網絡，因此黃詠商以日新之名，積極參與香港的公共事務。1884年2月，何啟為紀念亡妻雅麗氏，捐資興建雅麗氏醫院，由華民政務司史釗活（前中央書院校長）籌組建院委員會，黃詠商是五名華籍委員中的一員。同年，黃詠商再接受何啟的邀請，擔任中央書院獎學金委員會秘書之職，可見黃詠商早年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工作。
由於很早便接觸西方新學，所以，黃詠商心存革新理念（日新之名頗堪玩味），並與一輩志同道合的朋友，於1892年組成「輔仁文社」，標榜研究學術，開通民智的宗旨，社長為楊衢雲，社址設在中環百子里。從此黃詠商便與中國近代革命運動結下不解之緣。
1895年2月，孫中山在港設立興中會總部，藉香港有利的地緣環境，計劃在華南地區發動反清革命。輔仁文社同寅由於與孫氏理念相近，遂陸續加入，而黃詠商亦於此時投身革命運動。同年2月21日（一說2月18日），新的革命組織選定以中環史丹頓街13號為機關總部，定名「乾亨行」，以掩人耳目。據說，「乾亨」之名由黃詠商所定，取《易經．文言》「乾元，奉天行命，其道乃亨」之義，認為「物極必反，漢族已有否極泰來之象，清祚覆亡在即，吾人順天應人，此其時云。」寄託了黃詠商對革命運動的良好願景。在興中會成立之初，革命同道即行選舉會長，負領導之責，黃詠商以其超然地位當選，至於組織的實際事務則由楊衢雲與孫中山分擔，故有論者認為黃氏所擔任的職位只為「臨時會長」，屬過渡性質，以待賢能。但無論如何，黃詠商從當選至同年9月30日辭職，出任會長一職長達七個月之久，對推進香港興中會初期的發展，不無貢獻。
據「四大寇」之一的陳少白憶述，黃詠商於入會之初，表現積極，慷慨好施，在策劃與金錢方面助力不少。事實上，從1895年3月至8月期間，黃詠商、楊衢雲、孫中山、何啟等人，一直秘密計劃，策動反清革命。根據本地學者吳倫霓霞的研究，興中會同寅於1895年，曾先後多次在乾亨行及西營盤杏花樓召開會議，共商大計。其中最主要的有三次：第一次是3月13日，會上決定利用廣州及其附近地區的不安情況，先攻佔廣州官署，作為根據地，然後進一步佔領兩廣，成立獨立政府，與清廷對峙。會上，黃詠商慨然允諾，賣掉位於蘇杭街的物業，得款八千，以解決經費及糧餉問題；第二次是3月16日，興中會決定利用農曆九月九日（10月26日）重陽節，趁進城人眾，讓革命人員得到適當掩護下，潛入廣州，發動政變；第三次是8月29日，是次會議假西營盤杏花樓舉行（因港府迫於清廷壓力，在8月27日，下令封閉乾亨行），會上確定攻佔廣州的詳細計劃，並釐定臨時政府政策大綱。
三次會議先後確定了革命行動的方略與步驟，對日後革命運動影響深遠，而黃詠商均參與其事。會上分派各人工作：孫中山、陸皓東負責在廣州策劃軍事行動；楊衢雲則留居香港，負責後方接應；而黃詠商、陳少白、謝纘泰等，贊襄事務。故此，從策劃到參與實際行動，黃詠商一直擔任重要的領導崗位。更重要的是，香港興中會一直有財匱之困，而黃詠商的慷慨捐贈可說是發動廣州起義的「及時雨」。除黃詠商樂捐軍費外，日昌號東主余育之亦捐出萬餘元，以助餉支。款項由余育之邀約楊衢雲、黃詠商到「紅毛墳場」（即今跑馬地香港墳場）接收。因此，韋慕庭教授認為黃詠商「是一個比較有實效的募集資金的人」，可見他在籌集革命資源方面，有着重大的貢獻。
1895年9月30日，由於革命行動如箭在弦，黃詠商辭去會長一職，以示支持楊衢雲出任新一屆會長兼「伯理璽天德」（President的音譯），即一旦廣州起義成功，當選者便成為共和國的首任總統。由於職位十分重要，因此當興中會於10月10日選舉會長時，引起原輔仁文社及原檀香山興中會兩派成員的激烈爭奪。最後雖由楊衢雲奪得會長職位，但卻因此而引發了興中會內部的派系之爭。其後，廣州起義失敗，興中會主要領導人迫於清廷緝捕，大多星散海外，而黃詠商亦避居澳門。根據謝纘泰的憶述，1896年10月12日黃詠商曾當謝氏面前，強烈譴責孫中山的盲動冒進，並表示：「我將來要與孫斷絕關係！」1897年，黃氏卒於澳門。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滿清，各地紛紛成立革命政府。當時孫中山以胡漢民督粵，廣東都督府陸軍司長鄧鏗等組織「稽勳調查會」，發起建築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又捐集款項，分派陸皓東、鄭士良、楊衢雲、黃詠商等烈士家屬。連串的表彰革命志士的活動，明顯帶有政治目的。日本學者深町英夫認為，這是由於中國同盟會通過武裝起義獲得了廣東省政權，這些事例顯示中國同盟會及國民黨試圖通過表彰革命歷史以創造「正統」，並樹立統治權威。可見黃詠商作為早期的革命志士，在其後國民黨鞏固革命政權方面，仍存在貢獻。
歷史如長河，淘盡了多少英雄往事。百年回首，志士無名，或許這是適當時機，將他們的事蹟，彪炳史冊，讓我們的下一代好好記着先烈公爾忘私的愛國精神。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執委 葉深銘
（本文曾於2011年2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