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三十一年（1161），金國（1115-1234）破壞盟約南侵，南宋（1127-1279）朝廷爭論退守之際，（註1）皇子建王（建國公）雄圖壯志，上疏奏請率兵抗擊金人，皇子的老師史浩（1106-1194）加以勸告，以春秋時晉國的申生（?-前656）和唐肅宗（李亨，711-762，756-762在位）為史例，如果皇子對現任皇帝構成絲亳威脅，是會招來性命危險的，皇子此舉果然觸怒了高宗（趙構，1107-1187，1127-1162在位），史浩唯有協助皇子上疏澄清，表明皇子願意扈從和保護宋高宗，高宗才由怒轉喜，（註2） 如果沒有史浩的提醒，皇子就未能登上皇位，即沒有為後世稱道的宋孝宗（趙眘，1127-1194，1162-1189在位），更沒有南宋的黃金時代。（註3）
宋孝宗是南宋最積極有為的君主，他的老師史浩未必為後世熟悉，但其子在南宋具有深遠的影響，他就是被後世視為奸臣的史彌遠（1164-1233），父子在南宋有截然不同的評價，史彌遠不作多述，反而史浩對孝宗這位學生具有不少正面的影響。宋高宗是南宋第一位皇帝，父親和兄長都被擄至北方，他沒有積極規復中原，營救皇族，更讓秦檜（1091-1155）把持朝政，殘殺忠良，主張北伐的大臣都被遏抑，朝廷充滿忍讓的氣氛。史浩在紹興十四年（1144） 中進士後不久，被委派為皇子的老師，史浩注重皇子的品行外，還講授歷史，他的《尚書講義》，就曾用來教導皇子。皇子需要學習歷史，從歷代君主的故事中，啟悟為君之道。
建王登位，是為宋孝宗，史浩擢升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協助皇帝草擬詔令，與皇帝師徒關係密切。時孝宗積極籌備北伐，然而「無恢復之臣」，（註4）昔日的北伐大將早已離開了歷史的舞臺，唯有起用主戰老臣張浚（1097-1164），史浩表示反對，認為先做好防禦的工作，才是萬全之策，不應急於一時意氣。當時孝宗年青進取，對被動的策略不以為然，所以讓張浚到江淮籌備北伐，孝宗對老師仍十分恭敬，擢升他為副宰相。是時主戰主和兩派爭論激烈，主和的史浩提出為岳飛 （1103-1142）平反，後世把史浩定性為主和派，其實他不是盲目的主和，他既對岳飛被昔日主和派逼死表示不滿，也反對主戰派在未有充足的準備下揮師北伐。孝宗在北伐一事上雖曾請教史浩，可是他還是繞過宰相，發令予各將領北伐。史浩位列人臣，得到國家重用，但他認為孝宗此舉不合規矩，不尊重宰相，請求辭去相位以明志，（註5）可見他為人正直不阿，作為孝宗的老師，他能夠分辨是非，不戀棧權柄，彰顯身教。十多年後，亦即北伐確因準備不足而導致大敗之後，孝宗思念老師，召他回朝，年老的史浩勸導孝宗要用人唯才，遠離小人，他舉上古時的例子，「唐、虞之世，四凶極惡」（註6）即古時的共工、歡兜、鯀和三苗曾經結成朋黨而作反，被帝舜流放，以此史例告誡孝宗。史浩更為孝宗推薦了不少著名的士人，如楊簡（1141-1226）、陸九淵（1139-1193）、葉適（1150-1230）等，連曾經彈劾史浩的主戰派王十朋（1112-1171），（註7）史浩亦加以推薦，孝宗曾問他對於彈劾過自己的人，為何以德報怨，史浩則言「不敢以私害公」，（註8）這樣唯才是用，心胸廣闊，不倚仗權柄的風範，使他做到君臣一體，成為皇帝的良師益友，是日後國史老師的楷模。
今天國史老師講授歷代的忠臣良將，是實實在在的品德教育，運用史例令學生鑑古知今，做一個正直不阿，堅毅不屈的人，甚或成為一個學富五車，唯才是用的領導者，傳承中國文化的傳道者。所以教授國史，不只要把國史當作一門學問，更不應把國史當作一門權術，從史浩的故事給了我們有意義的啟發，中國歷史科是有一份潛在的使命的，就是令學生體悟到傳統品德的重要。
近日有教育團體提出中史科應該實施專科專教，令人嗟嘆的是中史科除了未能帶出上述的使命外，卻只能守在知識傳承的層面，還要做得不太理想。近來不少科目已步向專科專教，中史科卻備受忽視，學校只能讓中文科老師兼教中史科，勉強稱作專科專教，其實這只是權宜之計。這裡牽涉邏輯上的問題，如果修讀中文就等如修讀中史，為甚麼中學層面要分開這兩科呢？如果兩者性質相近，高中中史科可否改成必修或取代中文科呢？而學校會否隨便派一個英文科老師教世史科呢？至於大學層面，兩者的分野更為明顯，不妨參考各院校中文系和歷史系的課程資料。因此，權宜的做法不應長此下去。提出專科專教，就是要尊重有關科目的獨特性，並提升教學質素，長遠需要本地修讀中史或歷史的畢業生來接力，逐步做到真正的專科專教，有些問題，是需要由專科畢業生來應付的，曾經有一位中一學生於中史課堂問了一個問題：「秦代（前221-前207）的旗幟是甚麼顏色？」教科書沒有這課題，高中也未必提及，筆者反問他知不知道周朝旗幟的顏色，他毫不猶豫答是紅色，你就會知道他不是向你請教，而是測試，測試老師的歷史知識有多少，是否值得尊重和信任，筆者唯有耐心地以五行的概念來分析為何秦代的旗幟是黑色；又有高中的學生對明代（1368-1644）的張岱（1597-1679）甚感興趣，難道還跟他分享以前高考中國文學科的〈西湖七月半〉嗎？至少要提及《夜航船》或《石匱書》，才對得起一位對中國歷史有興趣的學生。偶爾，會有這樣的學生提出意想不到的問題，在傳道授業之前，老師要為學生解惑，才獲得學生的尊重和信任，史浩能夠得到孝宗的信任，也建基於此。（註9）
註1：參看（日）寺地遵（著），劉靜貞（譯）：《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臺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頁440-448。
註2：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396，頁12066。
註3：參看王德毅：〈宋孝宗及其時代〉，載《宋史研究集》（臺北：國立編譯館，1978年），頁245-302。
註4：劉一清：《錢塘遺事校箋考原》（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卷2，頁45。
註5：同註2，頁12067。
註6：同註2，頁12068。
註7：王十朋彈劾史浩的奏章，可參看王十朋：《王十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612-616。
註8：同註2，頁12068。
註9：參看（美）戴仁柱（著），劉廣豐（譯）：《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78-79。
（本文曾於2017年6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麥宇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