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的啟蒙老師史浩──兼論一位國史老師應具備的素養

宋孝宗的啟蒙老師史浩──兼論一位國史老師應具備的素養

紹興三十一年(1161),金國(1115-1234)破壞盟約南侵,南宋(1127-1279)朝廷爭論退守之際,(註1)皇子建王(建國公)雄圖壯志,上疏奏請率兵抗擊金人,皇子的老師史浩(1106-1194)加以勸告,以春秋時晉國的申生(?-前656)和唐肅宗(李亨,711-762,756-762在位)為史例,如果皇子對現任皇帝構成絲亳威脅,是會招來性命危險的,皇子此舉果然觸怒了高宗(趙構,1107-1187,1127-1162在位),史浩唯有協助皇子上疏澄清,表明皇子願意扈從和保護宋高宗,高宗才由怒轉喜,(註2) 如果沒有史浩的提醒,皇子就未能登上皇位,即沒有為後世稱道的宋孝宗(趙眘,1127-1194,1162-1189在位),更沒有南宋的黃金時代。(註3)

宋孝宗是南宋最積極有為的君主,他的老師史浩未必為後世熟悉,但其子在南宋具有深遠的影響,他就是被後世視為奸臣的史彌遠(1164-1233),父子在南宋有截然不同的評價,史彌遠不作多述,反而史浩對孝宗這位學生具有不少正面的影響。宋高宗是南宋第一位皇帝,父親和兄長都被擄至北方,他沒有積極規復中原,營救皇族,更讓秦檜(1091-1155)把持朝政,殘殺忠良,主張北伐的大臣都被遏抑,朝廷充滿忍讓的氣氛。史浩在紹興十四年(1144) 中進士後不久,被委派為皇子的老師,史浩注重皇子的品行外,還講授歷史,他的《尚書講義》,就曾用來教導皇子。皇子需要學習歷史,從歷代君主的故事中,啟悟為君之道。

建王登位,是為宋孝宗,史浩擢升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協助皇帝草擬詔令,與皇帝師徒關係密切。時孝宗積極籌備北伐,然而「無恢復之臣」,(註4)昔日的北伐大將早已離開了歷史的舞臺,唯有起用主戰老臣張浚(1097-1164),史浩表示反對,認為先做好防禦的工作,才是萬全之策,不應急於一時意氣。當時孝宗年青進取,對被動的策略不以為然,所以讓張浚到江淮籌備北伐,孝宗對老師仍十分恭敬,擢升他為副宰相。是時主戰主和兩派爭論激烈,主和的史浩提出為岳飛 (1103-1142)平反,後世把史浩定性為主和派,其實他不是盲目的主和,他既對岳飛被昔日主和派逼死表示不滿,也反對主戰派在未有充足的準備下揮師北伐。孝宗在北伐一事上雖曾請教史浩,可是他還是繞過宰相,發令予各將領北伐。史浩位列人臣,得到國家重用,但他認為孝宗此舉不合規矩,不尊重宰相,請求辭去相位以明志,(註5)可見他為人正直不阿,作為孝宗的老師,他能夠分辨是非,不戀棧權柄,彰顯身教。十多年後,亦即北伐確因準備不足而導致大敗之後,孝宗思念老師,召他回朝,年老的史浩勸導孝宗要用人唯才,遠離小人,他舉上古時的例子,「唐、虞之世,四凶極惡」(註6)即古時的共工、歡兜、鯀和三苗曾經結成朋黨而作反,被帝舜流放,以此史例告誡孝宗。史浩更為孝宗推薦了不少著名的士人,如楊簡(1141-1226)、陸九淵(1139-1193)、葉適(1150-1230)等,連曾經彈劾史浩的主戰派王十朋(1112-1171),(註7)史浩亦加以推薦,孝宗曾問他對於彈劾過自己的人,為何以德報怨,史浩則言「不敢以私害公」,(註8)這樣唯才是用,心胸廣闊,不倚仗權柄的風範,使他做到君臣一體,成為皇帝的良師益友,是日後國史老師的楷模。

今天國史老師講授歷代的忠臣良將,是實實在在的品德教育,運用史例令學生鑑古知今,做一個正直不阿,堅毅不屈的人,甚或成為一個學富五車,唯才是用的領導者,傳承中國文化的傳道者。所以教授國史,不只要把國史當作一門學問,更不應把國史當作一門權術,從史浩的故事給了我們有意義的啟發,中國歷史科是有一份潛在的使命的,就是令學生體悟到傳統品德的重要。

近日有教育團體提出中史科應該實施專科專教,令人嗟嘆的是中史科除了未能帶出上述的使命外,卻只能守在知識傳承的層面,還要做得不太理想。近來不少科目已步向專科專教,中史科卻備受忽視,學校只能讓中文科老師兼教中史科,勉強稱作專科專教,其實這只是權宜之計。這裡牽涉邏輯上的問題,如果修讀中文就等如修讀中史,為甚麼中學層面要分開這兩科呢?如果兩者性質相近,高中中史科可否改成必修或取代中文科呢?而學校會否隨便派一個英文科老師教世史科呢?至於大學層面,兩者的分野更為明顯,不妨參考各院校中文系和歷史系的課程資料。因此,權宜的做法不應長此下去。提出專科專教,就是要尊重有關科目的獨特性,並提升教學質素,長遠需要本地修讀中史或歷史的畢業生來接力,逐步做到真正的專科專教,有些問題,是需要由專科畢業生來應付的,曾經有一位中一學生於中史課堂問了一個問題:「秦代(前221-前207)的旗幟是甚麼顏色?」教科書沒有這課題,高中也未必提及,筆者反問他知不知道周朝旗幟的顏色,他毫不猶豫答是紅色,你就會知道他不是向你請教,而是測試,測試老師的歷史知識有多少,是否值得尊重和信任,筆者唯有耐心地以五行的概念來分析為何秦代的旗幟是黑色;又有高中的學生對明代(1368-1644)的張岱(1597-1679)甚感興趣,難道還跟他分享以前高考中國文學科的〈西湖七月半〉嗎?至少要提及《夜航船》或《石匱書》,才對得起一位對中國歷史有興趣的學生。偶爾,會有這樣的學生提出意想不到的問題,在傳道授業之前,老師要為學生解惑,才獲得學生的尊重和信任,史浩能夠得到孝宗的信任,也建基於此。(註9)

註1:參看(日)寺地遵(著),劉靜貞(譯):《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臺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頁440-448。

註2: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396,頁12066。

註3:參看王德毅:〈宋孝宗及其時代〉,載《宋史研究集》(臺北:國立編譯館,1978年),頁245-302。

註4:劉一清:《錢塘遺事校箋考原》(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卷2,頁45。

註5:同註2,頁12067。

註6:同註2,頁12068。

註7:王十朋彈劾史浩的奏章,可參看王十朋:《王十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612-616。

註8:同註2,頁12068。

註9:參看(美)戴仁柱(著),劉廣豐(譯):《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78-79。

(本文曾於2017年6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