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文學院開設的「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兼讀課程,由香港大學榮休教授、前中文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趙令揚教授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籌辦成立。學員在兩年學習期間,需進行獨立研究,撰寫畢業論文。畢業同學十分珍惜他們在研究過程中所作出的努力,自發地把他們提交的畢業論文撮要結集,出版成《根本集》。其後,星島日報為此特闢專欄,亦以「根本集」為名,每月一篇,由課程同學或歷史研習者輪替執筆,成果匯篇成書,至今已出版 7 集。7 本結集顯示了作者對歷史的愛好、對學術的熱誠、對推動國史研究的承擔,和對修讀課程期間學習經歷的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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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之源頭

「一國兩制」之源頭

一國兩制,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中共元老鄧小平為使香港順利回歸祖國而設的偉大構想。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容許香港回歸後維持資本主義制度,不用跟隨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然而讀者們可否知道「一國兩制」的構想事實上在1000多年前的契丹政權已實施?

公元907年,契丹族的耶律阿保機统一北方的游牧民族建立政權,自稱為「汗」,國號「契丹」, 亦可稱「遼」 (907-1125)。其後契丹國力日漸強大,與華北地區的後梁和後唐時常有衝突。公元936年,後唐的節度使石敬瑭發動兵變,借契丹之兵推翻後唐,建立後晉,並於938年將燕雲十六州獻給契丹,自此契丹便要同時統治北方的游牧民族和南方燕雲十六州一帶的農耕民族。有見及此,遼國的君主採用「因俗而治」的原則,實行「南北面官制」。《遼史》卷四十五《百官志》云:「兼制中國、官分南北。」北面用契丹部族制度管理北方游牧民族,由宗室、外戚和貴族通過世選制進入仕途,成為遼國的軍政重心;南面則仿效唐朝三省六部等機構管治從事農耕的南方人,主要官員由通過科舉考試的漢人組成,亦多穿漢服。在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上,契丹對游牧民族實行部族制,而對漢和渤海等人則實行州縣制。在司法制度方面,遼亦實行「蕃漢分治」,「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遼人實施「因俗而治」,體現了契丹族能尊重與自身不同的文化,由此可見這種被現代人視為文明的價值觀在1000年前的中國社會已萌芽。

諷刺的是,遼以後的「征服王朝」,如女真族的金和滿族的清,並未有繼承契丹「因俗而治」的良好傳統。相反,他們不但未有尊重不同的文化,更往往把自身的文化強加於漢人身上,如金人在入主中原的初期曾採用武力强迫「下令禁民漢服及削髮,不如式者皆死」,逼使漢人改穿女真人的衣服,留女真人的髮型,違令者將被處死。而清人在入關後亦發佈了「剃髮令」,所謂「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以高壓手段逼使漢人跟隨滿人的剃髮習俗。在後來的「征服王朝」以劣幣驅逐良幣下,按「因俗而治」的原則實施的「一國兩制」遂湮沒於歷史的洪流中。

香港在回歸祖國後,名義上實行「一國兩制」,強調「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然而在「一國」的大前提下,祖國對待香港不同文化的容忍度漸漸沾染了「征服王朝」的態度,遠不如1000年前的契丹政權那樣包容。特區政府高官們不知是否為了討好中央,或是為「勢」所逼,助長一些祖國的「不良文化」滲入,如漠視公眾知情權、收窄市民遊行和集會自由,以「親疏有別」取代「選賢以能」等。這實際上是不尊重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是劣幣驅逐良幣的表現。當然筆者並不認同在中港兩地互不相干的情況下才算彼此尊重,相反,中港雙方應汲取對方的「優質文化」,如祖國應培養香港廉潔和法治等精神,反過來香港亦應在西方資本主義思維籠罩下重新發掘中國傳統的美德,如「孝悌」、「誠信」等道德,勤勞節儉的操守,與及「民胞物與」的博愛精神。通過取長補短,兩地的文化能去蕪存菁,使中國與香港得以在日趨動盪的國際局勢中立足。期望新一屆的中港領導人對此多加留意。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司庫   朱銘堅

(本文曾於2012年1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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