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對於中國學術界來說，是重要的一年。
那一年的元月9日，蔡元培（1868-1940）正式執掌北京大學。在發表校長就職演說中，他告訴學生要注意三件事情：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礪德行、三曰敬愛師友。（註1）
蔡元培祈望「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註2）要「愛惜光陰，孜孜求學」，不要「平時放蕩冶遊，考試則熟讀講義，不問學問之有無，惟爭分數之多寡；試驗既終，書籍束之高閣，毫不過問，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責，文憑到手，即可藉此活動於社會，豈非……光陰虛度，學問毫無，是自誤也。」，且「將來萬一因生計所迫，出而仕事，擔任講席，則必貽誤學生；置身政界，則必貽誤國家。是誤人也。」。其次，要學會修養道德、尊師愛友，既「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勵人。」（註3）
至於他在北京大學的辦學主張，則是「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註4）
所以，在聘任教學人才時，例如：1917年9月，蔡元培聘請追求〈自由主義〉、（註5）推動「新文化」，（註6）提倡〈文學改良芻議〉，（註7）剛從美國歸來的年青人（時年27歲）胡適（1891-1962）為教授。（註8）但同時，蔡元培也會邀請「頭戴瓜皮小帽，身穿長衫，入民國後仍然腦後拖著一根長辮的滿清遺老」（註9）辜鴻銘（1857-1928），在大學講授英國古典文學。因為「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註10）
1937年11月29日，蔡元培輾轉來到香港。（註11）在人生最後的階段，除了繼續實踐他的教育理念外，還結合一批志同道合之士，支持國家的抗日行動。（註12）1940年3月3日，蔡元培「在九龍寓內，失足仆地，竟致傷及內部」，於5日晨九時三刻病逝。10日下午二時舉殯，香港各學校及商號均懸半旗誌哀，參加公祭之各學校及社團共約萬餘人。蔡元培靈柩初寄厝東華義莊，（註13）後因日寇侵華轉熾，被迫移葬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
他，葬於這「天南的孤島」，「垂下搖倦了搖籃的手」。（註14）「五四元老，新文化保姆長眠於此，是香港無上的光榮」。（註15）
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發表的就職演說，至今轉瞬已有百載。回念他對學生的期許——抱定宗旨、修德愛人，這何嘗不是目下大學生應具有的求學態度？大學生要懂得「植其基，勤其學」，並「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因為「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己且為人輕侮，更何足以感人。」（註16）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執委 周正偉博士
（本文曾於2017年2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註1：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1917-1920），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9月，第5-7頁。
註2：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6卷（1931-1935），第350頁。
註3：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第5-6頁。
註4：蔡元培，〈致《公言報》函並答林琴南函〉，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1917-1920），第271頁。王世儒編撰，《蔡元培先生年譜》（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5月，第183頁。
註5：胡適，〈自由主義〉，耿雲志編，《中國近代名家著作選粹：胡適卷》，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年10月，第215-223頁。
註6：胡適，〈新文化運動與教育問題〉，李敖編，《胡適選集（一）演說、序言》，臺北縣：李敖出版社，2002年12月，第93-97頁。
註7：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載於《胡適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7-28頁。
註8：王世儒編撰，《蔡元培先生年譜》（上），第198頁。
註9：孔慶茂，《辜鴻銘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年12月，第2頁。
註10：蔡元培，〈《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1917-1920），第211頁。
註11：王世儒編撰，《蔡元培先生年譜》（下），第899頁。
註12：王世儒編撰，《蔡元培先生年譜》（下），第903、906、908、910頁。
註13：西夷，〈去東華義莊——送蔡孑民先生遺櫬安厝〉，《大公報》，香港，1940年3月11日，第6版。
註14：余光中，〈蔡元培墓前〉，載於《春來半島》，香港：香江出版公司，1985年12月，第25-26頁。
註15：余光中，〈蔡元培墓前〉，第27頁。
註16：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第5-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