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先生在《人生之體驗》所言：「人生之目的，不外由自己了解自己，而實現真實的自己。」（註１）。一言以蔽之，人的存活在乎尋求人生的目的，自覺主體性的存活，自己能成為一己人生的主人，似乎責無旁貸，因無人可取代去主宰和解答你的人生意義問題，只有自己才可回答何謂有意義和美好的人生，同時坐言起行，活出獨特的生命，當中隱含存活責任的承擔和行使責任能力 (response-ability)。
如果愛讀人物傳記，不難發現許多優秀人物生前都曾面對巨大的苦難 (suffering)，但仍不為五斗米折腰，保持精神上的自由，真切地認識到「自我」(self)的寶貴，成就不一樣的人生，如立德、立言、立功。就說說那位生於西漢時期的中國歷史學之父 ──司馬遷， 他寫下一部富有靈魂、人性和哲理的不朽著作 ──《史記》，魯迅先生也在《漢文學史綱》稱頌《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反映其卓絕的見識經久不衰。
廢寢忘食地治史
《論語‧述而》「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註2），我們可從司馬遷治史實踐中體現出來。蓋司馬遷三十八歲，被任命為太史令，開始史官的生涯，心情雀躍萬分。他為盡本份，「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註3）。在史學的探問中，他明瞭宇宙間的一切事物都有其發展和變化的，因此要用「變」的觀點去探索事物規律，故提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指導思想。（註4）與此同時，他更進一步深思考察歷史之態度，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曾言「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註5）所謂「原始察終」乃指尋覓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見盛觀衰」則指以發展的觸角去研究歷史的見識，誠屬真知灼見之論。
面對苦難的試練
可是，活着時，他的靈魂和人性曾經歷悲痛的考驗，就是為降將李陵發聲，不平則鳴，卻被判處「誣罔主上」的罪名。當時，親友的背離，他只能孤獨地面對獄中生活，他在《報任安書》中說：「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註6）。誠然，是次逆境卻啟迪司馬遷的智慧，他利用在獄中獨處的機會，回到了自己，沉思古代賢人的各種磨難，如「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註7），以及憶起父親的遺願還在「草創未就」之時，從而激發生存的意志，以一種堅忍高貴的態度承受苦難，提高了自己的人格，以新的眼光重拾人生的意義。
恰如精神病理學者弗蘭克 (Viktor E. Frankl，1905—1997) 面對集中營的苦難，他憑藉個人自由意志，去克服人性的黑暗和惡劣的生存環境，更可發展「意義治療法」。他曾說：「以尊嚴的方式承受苦難，這是一項實實在在的內在成就，因為它證明了人在任何時候都擁有不可剝奪的精神自由。」。無疑，精神上的愉悅，讓人心裡踏實非常，比起純粹追求名成利就，更值得我們珍視。司馬遷體察治史的價值，令他可以忍辱負重，繼續活下去，完成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同時，他積極面對自己的人生，超脫肉體的苦楚，沒有虛度生命，記錄了上下近3000年的歷史，共52萬6500字的《史記》（註8），其寬闊的胸懷也為他人的成例。
平情而論，司馬遷儘管出獄後，當中書令，「領贊尚書，出入奏事，秩千石」（註9），然而他仍堅抱精神上的自由，不當物質欲望的奴隸，醉心實現治史的心願，渡過了一個有意義且由自己創造的人生。古羅馬哲學家塞涅卡（Licius Annaeus Seneca）說得好：「自由人以茅屋為居室，奴隸才在大理石和黃金下棲身。」。（註10）
港大中史研究碩士同學會執委許茵茵
（本文曾於2014年5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註1：唐君毅 ：〈生活之肯定〉，《人生之體驗》(台北：學生書局，1982)，唐君毅先生全集卷一之一。
註2：吳國珍譯：《《論語》最新英文全譯全注本》(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頁714。
註3：〈報任安書〉，《史記‧司馬遷傳》，又見於肖黎著：《司馬遷評傳》(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頁46。
註4：肖黎著：《司馬遷評傳》(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頁135-136。
註5：肖黎著：《司馬遷評傳》(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頁136。
註6：肖黎著：《司馬遷評傳》(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頁50。
註7：《漢書‧司馬遷傳》，又見於肖黎著：《司馬遷評傳》(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頁51。
註8：肖黎著：《司馬遷評傳》(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頁52。
註9：肖黎著：《司馬遷評傳》(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頁51。
註10：見於《秉公處事(中華美德)》，http://books.google.com.hk/boo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