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間潮流服裝店門外，有位衣着入時的年輕女店員站在街旁，邊撥弄正在鐵桶內燃燒着的金銀紙錢，邊念念有詞。這是施天賜(Janet Lee Scott)教授一本書(For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paper offerings)的開場情景，她研究香港紙祭品習俗多年。
紙祭品的意義
在不同場合燒紙製供品有不同意義，那位女店員可能是為了祈求鬼神關照；又如每年清明節，孝子賢孫在先人墓前燒衣紙，是要表達懷緬；而盂蘭節前後，在路邊燒衣紙，却是拜祭游魂野鬼。可見，紙祭品在香港民俗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這是不論年齡、性別以至教育程度。
在古人看來，所謂死亡就是靈魂轉移到到另一為活人所看不見的世界去生活，也需要物質享受。發明紙張後，紙製喪葬祭品便逐漸發展起來，大致分為紙錢和紙紥品。焚化是紙祭品最常見的使用方法，一般認為化作煙氣方可進入幽冥。紙紮品又分為兩大類：其一為傳統喪葬儀式所要求，式樣變化較慢較小，有金山銀山、仙鶴、橋子等，又如供死者役用的紙紥婢僕，其裝束還是保持著清末民初的樣子。另一大類，是為死者日後在「另一空間」生活所需的物品，種類琳瑯滿目，紥制貼糊出各種形象逼真的用品，常帶有時代氣息，諸如房車、彩電等，甚至有最新款的手機。
至於紙錢的名目繁多，為各種不同場合所使用，向來較受學者注意，如法國漢學家索安(Anna Seidel)。她在1970年代的一篇書評中，就認為將金錢獻祭給神祇，是中國宗教的特色，並把它放在商業發展和官僚制度的脈絡上去討論。美國學者柏樺(C. Fred Blake)的《燒錢：中國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質精神》，則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考察了由古及今燒紙錢這個民俗。據民間傳説，東漢蔡倫造紙後，為了推銷自己的產品，而想出燒紙錢的。歷史上，燒紙錢始於魏晉南北朝，唐初已普遍焚燒紙錢，唐玄宗朝甚至運用到宮廷祭典上。佛、道二教吸收了由來已久的風習，宣揚寄庫的說法。譬如，道教的《受生經》闡述人們出生時，曾向天曹府庫預借受生錢，出生後須依數燒還，才能免於病困災厄，多燒可以使自己死後受用。往後發展，紙錢至重要還是燒化給死去的親人作為一種冥資，這多少折射出中國人的重視孝道。
從「報」到「孝」
自古以來，中國一直存在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制，國有太廟，族有宗祠，家有祖龕，祭祀親祖成了最普遍的宗教禮儀。在世途艱難時，如何使宗族的社會組識維繫於不墜，就要説到「報」這一觀念。已故漢學大師楊聯陞在《中國文化中報、保、包之意義》一書中，認為報的核心意義是還報。中國人相信在人與人，與自然，以至與超自然之間，應當有一種交往的關係存在。當一個人有所舉動時，一般來說，他會預期對方有所反應，姑勿論對方是個人、群體，抑或冥冥中的甚麽東西。
天神的報應是降在家族身上，正如《周易·文言傳》說的：「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命運是由同一家庭、家族或住在同一地區的人共有，命運的分擔稱做「承負」，見於早期道教經典《太平經》，據書中說，天常震怒於人類的惡行而降禍於人間。佛教傳入中國後，其業報輪迴的觀念，深深影響中國人的思維。經過一個相互調適的過程，自唐宋以後，普遍都接受報應是應在家族身上，而且果報不但及於今生，更是穿過生命之鏈。
孝道是交互報償原則的最恰當展現。孔子説明子女為父母守三年之喪，是由于「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論語·陽貨》)做兒女應該孝順，因為受到了父母如此多的照顧，尤其是在幼年時期。《孝經》說:「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概括說來，孝包含事生和事死兩個方面。推而廣之，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宗教史》説：「鬼神不能左右我們的禍福，我們祭他，乃是崇德報功；祭父母，因父母生我養我；祭天地，因天地給我們許多便利。父母要祭，天地山川日月也要祭。推之于人，则凡為國家地方捍患難建事業的人也要祭；推之於物，則貓犬牛馬的神也要祭。如此，報的觀念便貫徹了祭的全部分。」
對於焚化紙祭品的習俗在香港歷久不衰，曾經有過不同的分析而有迥異的結論，典型的有祈求祖先庇佑的功利主義，給祖先的祭祀愈豐厚，後代得到其保護紓難的回報就愈大。施天賜教授做過的調查却顯示：大多數受訪者並未期望給祖先焚化紙祭品會有任何回報，甚至有人表明不認同此等想法。其實，這只是孝道的表現，一個一直被廣泛接受的價值觀。為死者在另外一個世界盡量提供安穩舒適的生活，是子孫應做的事情，亦是生者對故人愛意的表達。當然，隨着環保意識的加強，為免消耗紙張及造成灰煙彌天，人們亦自覺減少焚化紙祭品，重要的還是一項民俗活動背後的意義。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司庫 鄺明威
（本文曾於2018年8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