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是「國父」?是「革命先行者」?

孫中山先是「國父」?是「革命先行者」?

辛亥革命 (1911年) 趨近一百周年,它催生了中華民國,而政權還在台灣延續,今天的執政黨還叫做中國國民黨。另一邊廂,在廣濶的中國大陸土地上,共產黨早在1949年已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建國已滿六十年,並已為聯合國絕大部份國家承認,第二個甲子開始,中國在世界的影響力亦愈來愈大。歷史長河,川流不息,其中一位歷史人物,至今仍然被兩岸政權尊重,這人就是孫中山先生。究竟他是「國父」?抑或是「革命先行者」?實在值得探討。以下是點點的簡述:

孫中山能夠登上中國歷史舞台重要的一幕,有份參與和領導推翻滿清

 

統治的革命,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中華民國。然而,當我們翻閱任何一部中國近代史,卻發現滿清貴族隨著中國門戶大開和西力東漸,早已暴露專制統治的腐朽,而其政權也因此逐漸落入漢族官僚手裡。袁世凱在1895年開始訓練新兵(註1),十多年生聚,羽翼早已豐滿,表面上向滿清俯首稱臣,實際上已有足夠的軍事實力威脅滿清政權。一言以蔽之,即使沒有孫中山的革命推動,滿清遲早都會覆亡,漢族政權遲早恢復,而孫中山只是加速了這個進程。

另外,在反袁及洪憲帝制運動上,孫亦難有明顯的成就,南京不保,大總統的位置讓給袁世凱,不該妥協的就妥協。但在1913年3月,當宋教仁被袁暗殺,(註2)卻又冒進地籌劃起兵,事實上當時搞軍事,革命黨並非北洋軍閥的對手,而搞政治,方屬革命黨強項,但孫卻捨強取弱,導致二次革命失敗,結果是再走十年的革命彎曲路,1923年聯俄容共的政策逐步出現,孫中山是主要的牽頭人,但孫逝世後,國共亦隨即分裂。從國民黨的角度看,北伐成功才是顯著的革命成績,但孫亦未有機會目睹結果!因此,孫被稱為「國父」以及「革命先行者」之尊貴稱號,於史實而言,實有待商榷。或許,從政治角力當中,孫中山的「尊稱」被蔣毛二人挪用,最大的意義在於爭奪彼此的正統性與合法性。

無論從興中會到中國革命同盟會,再至國民黨、中華革命黨及至最後定名,今天仍沿用的中國國民黨,孫中山都未曾取得絶對的領導權,單以辛亥革命而言,「孫氏理想、黃氏實行」、「雙領袖論」大抵符合史實,而學者史扶鄰,陳福霖等學者亦以孫中山人格化的角度分析,指出孫在革命事業當中,並非這樣偉大。(註3)但1940年,國民政府通令全國,讚揚孫氏「倡導國民革命、手創中華民國、更新政體,永奠邦基、謀世界之大同、求國際之平等」尊稱其為「中華民國國父」,又是國民黨「永遠的總理」。(註4)蔣介石為已故孫中山加冕、塑造神聖形象之後,無論對領導抗日、打擊汪精衛以至對付共產黨都有政治作用,即使敗退台灣,孫中山仍被奉若神明,而蔣繼續以現世唯一繼承人自居,任何媒體製作及文藝創作只要冠上「國父」或「三民主義」一詞,總受讚揚。國父思想及三民主義成為中學及大學的必修學科,但卻未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至於孫中山闗於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之共同討論,聯俄容共之演變,民權初步之落實,以及結束訓政,要還政於民的承諾,絶口不提,直至蔣介石去世依然如此。再以今天國民黨在台灣必須面對全民政治普選,執政黨與在野黨都不能壟斷絕對的話語權,孫中山是「國父」一說,要面對的挑戰更大!

另外,1949年共產黨取得中國大陸政權,1956年11月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孫中山受五四運動及蘇俄革命的影響,思想上有很大的轉變,由「舊三民主義」轉為「新三民主義」,推動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之大政策,是「革命的先行者」,(註5)從而彰顯毛澤東「後行者」的重要,孫中山的愛國,革新求進的正面形象自然會幅射在毛澤東及其領導的共產黨身上,這對凝聚海外華僑,照顧港澳台的民族的感情,亦甚有幫助。而孫中山的妻子宋慶齡亦一直居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之內,直至去世為止!

讀史評人最難,不過,按學者史扶鄰所撰的Sun Yat-sen: The Reluctant Revolutionary,當中指出孫先生具有經得起失敗考驗的、始終一貫的奮鬥天賦!他有膽識却沒有真正革命黨那樣殘酷嗜殺。(註6)而在1938年,還未獨裁的毛澤東在孫氏逝世13周年,在延安舉行紀念大會上指出孫先生是「愈挫愈奮,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當多少追隨者在困難及誘惑前表現了灰心喪志乃至投降變節的時候,孫先生總是堅定的。」(註7)相信,這才是孫中山最值得後世尊敬的地方。

香港大學中史碩士同學會會長 何漢權

註1:徐中約:《中國近代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上冊,頁434。

註2:徐中約:《中國近代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上冊,頁481。

註3:史扶鄰:《孫中山與中國革起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2;陳福霖:《孫中山廖仲愷與中國革命》(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頁5-6。

註4:國民政府文官處:《國民政府公報》,1940年4月3日,第2號。

註5:毛澤東:〈紀念孫中山先生〉,《人民日報》1981年11月12日;又見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7卷,頁156-157。

註6:Harold Z. Schiffrin: “Epilogue: The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Boston : Little, Brown, 1980), pp.269-271; 又見於【美】史扶鄰:《孫中山:勉為其難的革命家》(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6),頁225。

註7: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編:〈在紀念孫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敵陣亡將士大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2卷,頁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