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是「國父」？是「革命先行者」？

辛亥革命（1911年）催生了中華民國，而政權還在台灣延續，今天的執政黨還叫做中國國民黨。另一邊廂，在廣濶的中國大陸土地上，共產黨早在1949年已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建國已滿六十年，並已為聯合國絕大部份國家承認，第二個甲子開始，中國在世界的影響力亦愈來愈大。歷史長河，川流不息，其中一位歷史人物，至今仍然被兩岸政權尊重，這人就是孫中山先生。究竟他是「國父」？抑或是「革命先行者」？實在值得探討。以下是點點的簡述：

孫中山能夠登上中國歷史舞台重要的一幕，有份參與和領導推翻滿清統治的革命，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中華民國。然而，當我們翻閱任何一部中國近代史，卻發現滿清貴族隨著中國門戶大開和西力東漸，早已暴露專制統治的腐朽，而其政權也因此逐漸落入漢族官僚手裏。袁世凱在1895年開始訓練新兵（註1），十多年生聚，羽翼早已豐滿，表面上向滿清俯首稱臣，實際上已有足夠的軍事實力威脅滿清政權。一言以蔽之，即使沒有孫中山的革命推動，滿清遲早都會覆亡，漢族政權遲早恢復，而孫中山只是加速了這個進程。

另外，在反袁及洪憲帝制運動上，孫亦難有明顯的成就，南京不保，大總統的位置讓給袁世凱，不該妥協的就妥協。但在1913年3月，當宋教仁被袁暗殺，（註2）卻又冒進地籌劃起兵，事實上當時搞軍事，革命黨並非北洋軍閥的對手，而搞政治，方屬革命黨強項，但孫卻捨強取弱，導致二次革命失敗，結果是再走十年的革命彎曲路，1923年聯俄容共的政策逐步出現，孫中山是主要的牽頭人，但孫逝世後，國共亦隨即分裂。從國民黨的角度看，北伐成功才是顯著的革命成績，但孫亦未有機會目睹結果！因此，孫被稱為「國父」以及「革命先行者」之尊貴稱號，於史實而言，實有待商榷。或許，從政治角力當中，孫中山的「尊稱」被蔣毛二人挪用，最大的意義在於爭奪彼此的正統性與合法性。

無論從興中會到中國革命同盟會，再至國民黨、中華革命黨及至最後定名，今天仍沿用的中國國民黨，孫中山都未曾取得絶對的領導權，單以辛亥革命而言，「孫氏理想、黃氏實行」、「雙領袖論」大抵符合史實，而學者史扶鄰，陳福霖等學者亦以孫中山人格化的角度分析，指出孫在革命事業當中，並非這樣偉大。（註3）但1940年，國民政府通令全國，讚揚孫氏「倡導國民革命、手創中華民國、更新政體，永奠邦基、謀世界之大同、求國際之平等」尊稱其為「中華民國國父」，又是國民黨「永遠的總理」。（註4）蔣介石為已故孫中山加冕、塑造神聖形象之後，無論對領導抗日、打擊汪精衛以至對付共產黨都有政治作用，即使敗退台灣，孫中山仍被奉若神明，而蔣繼續以現世唯一繼承人自居，任何媒體製作及文藝創作只要冠上「國父」或「三民主義」一詞，總受讚揚。國父思想及三民主義成為中學及大學的必修學科，但卻未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至於孫中山闗於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之共同討論，聯俄容共之演變，民權初步之落實，以及結束訓政，要還政於民的承諾，絶口不提，直至蔣介石去世依然如此。再以今天國民黨在台灣必須面對全民政治普選，執政黨與在野黨都不能壟斷絕對的話語權，孫中山是「國父」一說，要面對的挑戰更大！

另外，1949年共產黨取得中國大陸政權，1956年11月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孫中山受五四運動及蘇俄革命的影響，思想上有很大的轉變，由「舊三民主義」轉為「新三民主義」，推動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之大政策，是「革命的先行者」，（註5）從而彰顯毛澤東「後行者」的重要，孫中山的愛國，革新求進的正面形象自然會幅射在毛澤東及其領導的共產黨身上，這對凝聚海外華僑，照顧港澳台的民族的感情，亦甚有幫助。而孫中山的妻子宋慶齡亦一直居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之內，直至去世為止！

讀史評人最難，不過，按學者史扶鄰所撰的Sun Yat-sen: The Reluctant Revolutionary，當中指出孫先生具有經得起失敗考驗的、始終一貫的奮鬥天賦！他有膽識却沒有真正革命黨那樣殘酷嗜殺。（註6）而在1938年，還未獨裁的毛澤東在孫氏逝世13周年，在延安舉行紀念大會上指出孫先生是「愈挫愈奮，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當多少追隨者在困難及誘惑前表現了灰心喪志乃至投降變節的時候，孫先生總是堅定的。」（註7）相信，這才是孫中山最值得後世尊敬的地方。註1：徐中約：《中國近代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上冊，頁434。

註2：徐中約：《中國近代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上冊，頁481。

註3：史扶鄰：《孫中山與中國革起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2；陳福霖：《孫中山廖仲愷與中國革命》(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頁5-6。

註4：國民政府文官處：《國民政府公報》，1940年4月3日，第2號。

註5：毛澤東：〈紀念孫中山先生〉，《人民日報》1981年11月12日；又見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7卷，頁156-157。

註6：Harold Z. Schiffrin: “Epilogue: The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Boston : Little, Brown, 1980), pp.269-271; 又見於【美】史扶鄰：《孫中山：勉為其難的革命家》(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6)，頁225。

註7：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編：〈在紀念孫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敵陣亡將士大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2卷，頁112。

香港大學中史碩士同學會會長 何漢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