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地少人多，居住從來都擠迫，甚麼是擠迫？1887年的衛生條例就以每名成年人居住少於300立方呎的室內空間為最低標準。若室內高十呎，每成年佔30平方呎，與今天的劏房不相伯仲。不單普通人居住擠迫，連監獄也如是。本文嘗試介紹政府如何在1841至1920年解決監獄擠迫，選取這時段有兩原因，其一是監獄無論如何發展，都在域多利監獄原址，內有香港首座鋼筋混凝土框架建築的古蹟，其擴建到1920年亦達盡頭。其二是梅含理（Francis Henry May）於1897年7月2日建議監獄處和警務處合併以節省開支，獲港督和殖民地部批准。但到1920年梅含理走後，政府接納調查監獄委員會的建議，將監獄處脫離警務處，恢復以往獨立部門的角色，開始另一階段運作。
囚犯來源
香港人口大部份來自廣東的華人，雖然人口增加與犯罪者並無直接關係，但香港的經濟和監獄生活都帶給犯罪者低成本高回報的引誘。香港早期監獄是囚禁外籍海員和軍人居多，所以在飲食和居住環境都以西方標準。雖然後來發展至華人囚犯為多，但100平方呎的囚室供五至六囚犯與平民百姓的每人10至24平方呎相距不遠。（根據1880年艾殊利 （Philip Bernard Ayres）醫生的報告和圖則，一間30呎x16呎中式樓，有8間6x7呎小房。內住20至50人和170隻豬） 華犯食用有咸魚青菜，白飯任食。比一般苦力還要好。日間做工程，亦是出賣體力。當時的監獄長叫德己力土（Douglas） ，人稱監獄為「德己力士酒店」。英國政府亦在港推行人道政策，從刑罰到監禁都傾向寬鬆。駐港的殖民地官員就夾在更生政策和治亂世用重典之間，寸步難行。
政府對策
在阻止廣東犯罪者來港，港督麥當勞（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 認為英國的人道和阻嚇兼更生模式不適合香港，實行拒絕犯人政策，並加重刑罰，如公開執行笞刑、苦工、烙印（使他們不能再踏足香港） 和遞解出境。一年後囚犯從876下降至363。堅尼地（Arthur Edward Kennedy）沿用麥當勞政策，他稱烙印只是用印度墨紋身，非常有效。
第二招是加建監獄，由於域多利監獄與裁判院和警署為鄰，可省運送疑犯和囚犯程序，新監獄就原址重建。可惜1862年新落成的監獄即有人滿之患。港督羅便臣（Hercules George Robert Robinson）改裝船隻作為監獄應急，並在昂船洲興建新監獄。後發生監船走犯，撞船意外引至30多名犯人死亡等故事，政府因而放棄以船為監獄。昂船洲監獄雖落成，但麥當勞以節省經濟為由，放棄使用。未入伙的昂船洲監獄到1871年改為天花醫院，1874年被颱風吹毀，餘下教堂，今天只留下瞭望塔。到港督軒尼詩（John Pope Hennessy） 上任，大力推行英國的以隔離囚室取代體罰政策。那麼一來監獄要擴大至少五倍。當時杜老誌（Malcolm Struan Tonnochy） 任監獄長，將興建隔離囚室計劃分階段進行，先行改建46隔離囚室，以看成效，又提出設立閱讀室和華人釋囚輔助會，並獲有心人捐款協助囚犯更生，倡議利用囚犯工資成立基金輔助更生，他曾署任港督，可惜於1882離世，葬於跑馬地墳場。其後幾任港督都以財政和政治理由拖延興建隔離囚室計劃，直至德輔年代，由監獄長歌頓（Major General Alexander Herman Adam Gordon）和量地官布朗（Samuel Brown） 聯手實施擴建工程。羅便臣（William Robinson） 雖然受到所有非官守立法局議員和華人社會的反對，仍然利用官守立法局議員的優勢通過撥款。1894年開始分多階段擴建，到1901年才完成。1898年在原D座位置建成一兩層高工場，上層作印刷工場，地下用作織網工場，更生工作向前進一步。擴建工程完工不到兩年，監獄又再滿座，原因是新界罪犯每年多達313人。由於1880年代提議的寶靈頓和薄扶林選址已發展成繁盛民區，小組建議再在昂船洲興建監獄。可惜軍部亦需在昂船洲擴建軍營，港府只有返回擴建域多利監獄的路上。B座和E座兩座法定古蹟分別在1910和1915年完成。
臨時監獄和兒童感化院
1860年代政府曾買下一船名Royal Saxon作為監獄船。政府亦於1903至1908年借用庇利羅士養正院作臨時監獄。政府與1860年代成立的西環養正院 （West Point Reformatory） 有緊密關係，裁判官可判未成年入住西環養正院，即今天的感化院。後於1886年立法確定養正院的地位，滕出監獄空位。
管理措施
採用混合隔離囚室與共用囚室，又設中轉囚室，選取良好紀錄的犯人轉中轉站，以紓緩擠塞。利用走廊和屋簷下作工場，闢一室作做椰墊工場，禮堂做裁縫場，囚室做鞋。利用走廊成為囚犯睡覺地方。（情況有如今天的醫院） 在拆卸和擴建工程，全用囚犯，一來省錢，二來減低日間擠塞。1903年港府又要用回19世紀的方法，港督卜公獲行政局通過後，驅逐150名犯人出境，以紓緩擠迫。
結語
從囚犯的統計數字看，1852年是160人，第一高峰是1881年的666人，跟著是1904年的726人，1920年是764人。要注意這些數據並不代表所有犯罪者，而是域多利監獄的最大容量，因為政府想盡辦法以刑法和行政手段以免監獄過份擠迫。擴建監獄的阻力主要是來自公眾對增加監獄所得到的社會實質效益。以商人組成的立法局議員和華人社會在這期間都極力反對動用公帑興建任何新監獄。政府拖至無何再拖時唯有利用立法局的優勢強行擴建，但行事保持低調。真正有更生囚犯觀念的只有兩位前監獄處長杜老誌和歌頓，他們的名字仍可在灣仔和銅鑼灣的街道上見到。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副會長 馬冠堯
（本文曾於2017年4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