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文學院開設的「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兼讀課程,由香港大學榮休教授、前中文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趙令揚教授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籌辦成立。學員在兩年學習期間,需進行獨立研究,撰寫畢業論文。畢業同學十分珍惜他們在研究過程中所作出的努力,自發地把他們提交的畢業論文撮要結集,出版成《根本集》。其後,星島日報為此特闢專欄,亦以「根本集」為名,每月一篇,由課程同學或歷史研習者輪替執筆,成果匯篇成書,至今已出版 7 集。7 本結集顯示了作者對歷史的愛好、對學術的熱誠、對推動國史研究的承擔,和對修讀課程期間學習經歷的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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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事變與新式教育推行

庚子事變與新式教育推行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七月二十日,八國聯軍攻進北京城。翌日,慈禧偕光緒帝出神武門西去避禍。遭此國難,二十六日,帝下罪己詔:不謂近日釁起團教不和,變生倉猝,竟致震驚九廟,慈輿播遷。自顧藐躬,負罪實甚。……今見國家阽危若此,其將何以為心乎?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並於二十八日下詔求直言: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責者,於朕躬之過誤,政事之闕失,民生之休戚,務當隨時獻替,直陳無隱。

後光緒帝復於十月十日再發上諭,詔內外大臣督撫條呈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兵政財政等改革事項,限兩個月內具奏。至十二月初十,限期又過,上諭再發,且明確要求:「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併,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詳悉條議以聞。」然後「斟酌盡善,切實施行。」這道上諭的頒發,可謂是揭開清末新政的序幕。

迨至二十七年(1901)三月初三,光緒帝因應京外大臣就改革各抒所見,認為「非有統匯之區,不足以專責成而挈綱領。著設立督辦政務處。派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崑岡、榮祿、王文韶、戶部尚書鹿傳霖為督辦政務大臣。劉坤一、張之洞亦著遙為參預。」再者,由於去歲十二月變法上諭所限兩月內復奏期已過,而「各彊臣使臣多未奏到」,故此諭特意催促「其未經陳奏者,著迅速條議具奏,勿再延逾觀望」。

列名督辦政務處的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湖廣總督張之洞遂聯銜上奏《變通政治人才為先摺》,提出要:參考古今,會通文武、育才興學。設立文武學堂、酌改文科、停罷武試、獎勵遊學;強調培養人才,建立新式學校,改革科舉制度。慈禧對兩人所提建議多表肯定,故於八月二十日發懿旨云:「近者,特設政務處,集思廣益,博采群言,逐漸施行。……昨據劉坤一、張之洞會奏整頓中法仿行西法各條,事多可行。即當按照所陳,隨時設法,擇要舉辦。」

及至十二月初一,清廷派張百熙為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將學堂一切事宜責成經理,務期端正趨嚮,造就通才,明體達用,庶收得人之效」。翌年(1902)七月十二日,張百熙進呈《學堂章程摺》,光緒帝閱覽後認為「尚屬詳備,即著照所擬辦理,並頒行各省,著各督撫按照規條,寬籌經費,實力奉行,總期造就真才,以備國家任使」。各省、府、州縣旋即開辦中西學堂,興學風氣大盛,海外僑民因受影響,也陸續開始籌辦新式學校。(圖左,《香港華字日報》,1902年8月19日)

自此以後,推行西方教育的步伐越走越快。隨著辛亥革命成功,建立民國,學習歐美的教育模式,更是現代中國教育的唯一選擇。影響所及,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接踵而至,成為年輕一代追求的新方向。務求把舊時代的陋俗去除,成為「新」的青年,以迎接新的年代。今天,眼下新的一代又在追求些甚麼?他們又該如何接棒?年輕人充滿理想、夢想,其幹勁及活力正是社會需要的;但在追求目標的彼時,還需要有思想,有洞察時局的能力。切忌人云亦云,要多看、多聽、多想﹗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會員   周正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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