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許慎在《說文》中說：「夷，東方之人也。」
據《竹書紀年》和《後漢書》中《東夷傳》記載，夷有九種。用最大的數字九來表示說明夷人數量之多。在考古發掘取得的資料中，認定東夷文化發源於魯中泰蒙山區（今山東省中南部），是華夏文明重要源頭之一，自新石器時代開始一直到西周中期結束，東夷人創造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等在亞洲古文化的發源與交流中都處於較為重要的地位。
東夷是漢族的族源之一。東夷各部落圖騰各異，以龍、蛇、鳳、鳥、太陽為主，尤以鳥類圖騰佔比較大。在東夷文化早期出土器物中，鳥形紋飾或鳥形器物多出現在祭祀禮器或陪葬明器上。
濟南市考古研究所藏帶有鳥類元素的早期文物數量不多，但時間跨度很大，從大汶口文化時期一直延續至西漢。這些文物種類豐富，器型優美，件件都代表了當時高超的工藝水準。通過勾勒刻畫不同鳥類形象，東夷先民將其對自然的敬畏之心融入其中，體現了如琢如磨的工匠精神和對未知世界的大膽探索，蘊含著豐富的文化資訊。
大汶口文化晚期大口尊
2018泰安市甯陽縣於莊東南遺址出土。口徑32、高62厘米。一側口沿下部有組合式刻劃符號（或稱為「圖像文字」），與安徽蒙城尉遲寺尊上的刻劃符號一般無二。這組符號由三部分組成：上邊是一輪「太陽」，下邊是一座高「山」，中間為一展翅翱翔、奔向太陽的飛鳥，將其認定為「日鳥山」文字合體。
商鴟鴞銅提梁卣
2010~2011年濟南大辛莊遺址出土。長16.1、寬12.5、高18.0、足短間距3.19、足長間距6.83、足徑2.48厘米，重2.056千克（含液體）。整器橢圓，大口，蓋為首，器為身，繩紋提梁，蓋、體設計成子母口，蓋頂有一菌狀柱鈕。該卣為合範鑄造，外形是兩隻相背式大腹鴟鴞，圓眼炯炯有神，勾喙尖銳鋒利，腿足粗壯有力，凜然威武，氣場十足。腹部飾浮雕卷雲紋，將鴟鴞的羽翅形象地勾勒出來，那流暢的曲線更似雲朵般輕柔飄逸。通體紋飾融線雕、平雕、浮雕於一身，造型靈動，栩栩如生，十分精美。「鴟鴞卣」就是「貓頭鷹造型的酒器」。
貓頭鷹在商代地位尊崇，是商人心目中的戰神。商人尚武，征戰頻繁，除了例行占卜測算，每次出征前必舉行隆重的祭祀儀式，祈求戰爭勝利。儀式上總少不了鴟鴞的身影。因此，帶有貓頭鷹紋飾的器物堪稱商代的國寶重器。這也從側面反映出濟南大辛莊遺址在商代的重要地位。
商鳳鳥紋銅觶
2010~2011年濟南大辛莊遺址出土。青銅觶分為扁體和圓體兩種類型，一般形制為侈口，束頸，深腹，圈足，帶蓋。
觶是商周時期常見的飲酒器，也是禮器中的盛酒器之一，兼具實用器和禮器兩種用途。這件器物的鑄造時代為商代晚期，造型小巧精緻，線條優美流暢。商代青銅器紋飾多樣。而鳳鳥紋作為主紋常見於各類青銅器，說明了當時鳳鳥崇拜已深入人心，在當時能使用如此精美的青銅器，墓主的身份地位必定尊貴異常。
商孔雀石鳥形飾
2010~2011年濟南劉家莊遺址出土。長3.8、寬3.0、厚0.8厘米，重26克。孔雀石材質，通體綠色，拋光。孔雀石特有的環狀紋帶清晰，層次分明，酷似孔雀尾羽。器形扁平，呈鳥形，線條圓潤流暢。鳥首較大，尖喙，雙目突出呈圓形，翅膀展開，上飾卷雲紋，分尾，尾上有數道陰線表示羽毛。整體酷似玄鳥（燕子），也像鷹或鴟鴞。身體中部一圓形穿孔，腹下一長方形凸起。孔雀石是當時的珍貴寶石品種之一，從器物本身光滑圓潤的狀態和磨損程度來看，這件配飾墓主生前心愛之物，時常佩戴把玩。也有可能是族徽標誌或者象徵軍權的印信憑證。
戰國彩繪陶鬥形器
2018年濟南章丘孫家遺址出土。總長19.5、總寬9.5、高10、口徑8.5、底徑7.5厘米、鳥首長3.1、7.5、柄寬4.4~5.5厘米。鬥部斂口，方唇，折腹，圈足較高，一側腹上部為立體鳥首，對側設較寬的長梯形曲柄作尾。器身飾有紅彩，鳥首上繪出頭部輪廓及圓眼，鬥上腹繪三角雷紋，尾上繪網格紋，整體呈現出鳥形，造型立體生動。此器型名稱目前尚無定論，暫將之稱為「鬥形器」，現有「瓚」「爵」兩種不同釋讀，因此，鬥形器也可稱為爵或瓚。其形制都是一種有首的長柄挹酒（水）器。鳥作為東夷部落的圖騰之一，與山東地區關係極為密切，傳遞著東夷先民的眾多文化資訊。山東地區出土文物中眾多的鳥形器物及紋飾圖案，更考古發掘的角度提供了有力的實證。可見，這一時期，帶有鳥形紋飾的器物是東夷人的圖騰象徵或符號載體。東夷人對中國文化史和思想史貢獻巨大，人們將鳥看成了人格化的神，漢代的「羽化登仙」思想可以說是東夷圖騰崇拜的昇華。此外，在出土的漢代畫像石標本中，常有先民臆造出的羽人（鳥首人身或鳥身人首的形象）形象，可能也與早期圖騰崇拜有着不可或缺的聯繫。（摘編）
文章來源：《收藏家》202103期《文物中的東夷文化符號——濟南市考古研究所藏鳥形紋飾欣賞》作者：楊陽、郭俊峰 責任編輯：秦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