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梁啟超在《新大陸遊記》中嚴厲批評中國文化；可到了1920年，他又在《歐遊心影錄》中高度讚美中國文化。
對中國傳統文化從離異到回歸的兩極評斷，竟然呈現於同一思想者真誠而富於感染力的言說之間，此一奇異的文化景觀，透露出怎樣的歷史資訊？
中國傳統文化，是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種延續力極強的文化。它從農耕經濟、宗法社會的土壤中生長發育，在長期發展中又屢與外來文化交融互攝，因而具有經驗理性發達、高揚德性、崇尚智性的特色。由於其內容複雜、價值多層，因而，人們如果從不同的視角和取向出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評價就難免見仁見智，各執一端。
一
就西方而論，自18世紀以來，對中國文化的觀感歷來呈兩極狀態：一極以德國科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1694—1778）、重農學派魁奈（1694—1774）等人為代表，他們對富於經驗理性、仁愛精神的東方智慧大加讚賞。在《中國近況》一書的緒論中，萊布尼茨寫道：
全人類最偉大的文化和最發達的文明仿佛今天彙集在我們大陸的兩端，即彙集在歐洲和位於地球另一端的東方的歐洲——中國。
在日常生活以及經驗地應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們是不分伯仲的。我們雙方各自都具備通過相互交流使對方受益的技能。在思考的縝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顯然我們要略勝一籌，但在時間哲學，即在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的倫理以及治國學說方面，我們實在是相形見絀了。
伏爾泰推崇中國文明，認真研究儒家思想，並藉以作為鞭笞歐洲中世紀神學蒙昧主義的「巨杖」。他認為中國是一個理性主義國家，尤其欽佩中國史學的人文精神。他指出，當歐洲史書充斥神異怪說之際，中國已在理性精神指導下，確切真實地記述歷史進程。他根據元雜劇《趙氏孤兒》的法譯本，寫了一部悲劇《中國孤兒》，讚揚了中華民族的智慧和德行，在法國引起很大反響。與此類似，德國文豪歌德從明清小說中發現中國人高尚的德性，對之讚美不已。魁奈更高度評價中國古典哲思，他的名論是：一部《論語》即可以打倒希臘七賢。
18世紀西歐啟蒙學者還把耶穌會士介紹的中國皇帝康熙，視作柏拉圖所構想的那種「哲學王」。
與上述崇仰中國文化的一極相同時，西歐還有否定中國文化的另一極，可以亞當·斯密（1723—1790）、黑格爾（1770—1831）為代表。這些西方哲人透見了東亞文化發展的遲滯性，認定它是一個缺乏活力的系統。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說：
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優，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勉。然而，許久以前，它就停滯於靜止狀態了。今日旅行家關於中國耕作、勤勞及人口狀況的報告，與五百年前客居於該國之馬哥孛羅的報告，殆無何等區別。若進一步推測，恐怕在馬哥孛羅客居時代以前好久，中國財富，就已經達到了該國法律制度所允許之極限。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輕視中國文化，認為「東亞智慧化身」的孔子不能超越平庸，黑格爾對孔子的評語是：
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裏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裏面我們不能獲得什麼特殊的東西。
自17世紀耶穌會士介紹中國文化以來，歐洲人便有上述兩種中國文化觀。如果說，17、18世紀的歐洲人崇仰中國文化的較多，那麼19、20世紀的歐洲人貶抑中國文化的則較多。時至當代，西方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在逐步深化，但大體仍在上述兩極間徘徊。
二
現代中國人對自己的傳統文化的看法也頗不一致，其分歧之大，並不亞於西方人。這種分歧不僅指西化派對東方傳統的貶斥與東方文化本位論者對東方傳統的褒揚之間形成的強烈對比，而且，即使在同一位中國思想家那裏，先後對東亞傳統的褒與貶、揚與抑，往往形成巨大反差。如本文要討論的現代中國著名文化人梁啟超（1873—1929），在20世紀初葉評價東亞傳統的言論的驟變性，便是一個典型案例。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重要的革新運動——戊戌變法的領袖之一和主要宣傳家。1898年變法失敗後，梁氏流亡日本，潛心研習西方文化，以謀求強國之道；1899年，梁氏東渡太平洋，造訪美國，目的是「暫將適彼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問政求學觀其光」。1903年2月梁氏再次離日遊美，並於1904年2月在《新民叢報》增刊發表《新大陸遊記》，文中流露出中國大不如日本，更不如美國的感慨：
從內地來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輒一變，內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變，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變，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橫大陸至美國東方，眼界又一變，太平洋沿岸諸都會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遊歷者所同知也。
此遊記除大力推介美國的現代文明，特別是民主政治以外，還尖銳批評中國固有文明。梁氏在這部遊記中列舉「吾中國人之缺點」如下（僅引綱目）：一曰有族民資格而無市民資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無國家思想。三曰只能受專制不能享自由。四曰無高尚之目的。此外，梁氏還痛論中國人行為方式的種種不文明處，諸如：
西人數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國人數人同行者如散鴨。西人講話……其發聲之高下，皆應其度。中國則群數人座談於室，聲或如雷；聚數千演說於堂，聲或如蚊。……吾友徐君勉亦雲：中國人未曾會行路，未曾會講話，真非過言。斯事雖小，可以喻大也。
1899年至1904年間的梁啟超，對西方現代文明的仰慕，對東亞傳統社會及文化的不滿都溢於言表。
但時過十餘載，1918年12月，梁啟超與蔣百里（1882—1938）、丁文江（1887—1936）、張君勱（1887—1969）等7人旅遊英、法、德、意等歐洲列國，1920年1月離歐，3月回歸上海。梁氏一行訪歐期間，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西方現代文明的種種弊端一併充分暴露，一批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的人文學者對西方文明持批判態度（德國人斯賓格勒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沒落》為其代表作），有的甚至對西方文明陷入絕望，並把希冀的目光投向東方。梁啟超返回後發表的《歐遊心影錄》對這種情形有如下描述：
記得一位美國有名的新聞記者賽蒙氏和我閒談，他問我：「你回到中國幹什麼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帶些回去？」我說：「這個自然。」他歎一口氣說：「唉，可憐，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我問他：「你回到美國卻幹什麼？」他說：「我回去就關起大門老等，等你們把中國文明輸進來救拔我們。」
曾幾何時，在《新大陸遊記》（1904年印行）中梁氏歷數中國社會及文化的種種病態，認為惟有學習西方才有出路，而在《歐遊心影錄》（1920年印行）中，梁氏卻一百八十度轉變，向中國青年大聲疾呼：
我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着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等着你來超拔他哩。我們在天的祖宗三大聖（指孔子、老子、墨子——引者）和許多前輩，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業，正在拿他的精神來加佑你哩。
這裏梁啟超申述的不僅是「中國文化救國論」，而且是「中國文化救世論」。必須指出的是，1920年的梁啟超與1904年的梁啟超相比，其愛國救世的熱情和誠意別無二致，其筆端也都「常帶感情」。然而，同樣是這位有着赤子之心的梁啟超，何以在十餘年間對中國文化現世價值的評判發生如此截然背反的變化呢？
（二之一）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