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千百年來，人們在論及中華文化的起源和代表性文化符號時，總是離不開河圖洛書。然而，河圖洛書的原始形態是怎樣的，經歷了哪些演變與改造，為什麼發生這些變化，卻是眾説紛紜，撲朔迷離。河圖洛書的源流與嬗變，遂成為中國文化和思想史上訟而不決的一樁公案。概而言之，先秦時代的「河圖洛書」，原是一種應帝王受命的祥瑞和神物；至兩漢以迄宋元，在不同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文化需要下，人們對其作了種種推演、改造，「河圖洛書」遂演變成「龍馬負圖，神龜貢書」的神話般的傳説故事及圖讖之説，並日益圖式化和玄理化。河圖洛書的嬗變不僅對於古代易學、儒學的發展產生了影響，而且對政局興衰、朝代更替和人們的文化生活也產生了諸多影響。
~先秦時代的河圖洛書説:祥瑞之兆~
先秦時代，《尚書》、《論語》、《易傳》、《墨子》和《管子》等經典文獻中都留下了有關河圖洛書的記載。《尚書顧命》中提及「河圖」時説：「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這句話按照東漢鄭玄的解釋是説，陳列在東序的「大玉、夷玉、天球」，此「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對於「河圖」，鄭玄説是「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據此可知，《顧命》篇中的河圖是一種金石之類的國寶，作為祥瑞之兆由帝王所受，並無後世所謂「龍圖出河」之義；《尚書》中，被後人傳為與洛書有關的記載是《洪範》篇。
《論語》中有關河圖的記載，即如《子罕》篇中所云：「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從字面來看，「鳳鳥」是一種神鳥，可謂吉祥之物；而依《尚書》所説，「河圖」是一種金玉之器，亦可謂國寶之物、吉祥之兆。孔子此時此刻深深地感到：鳳鳥不再到來，河圖也不再出現，那麼，我的使命不也快要結束了嗎？孔子立志行道而道不行，這段話當是其自感懷才不遇、生不逢時而發出的喟嘆。
《易傳》中涉及河圖洛書的是《係辭上傳》，「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兇，聖人像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這句話是説，天生蓍龜等神物，聖人用它來創立蔔筮的法則；天地出現日月四時之變化，聖人依據它而確立了陰陽觀；河出龍圖、洛出龜書之祥瑞神物，聖人取法它來創製「易」道原理。「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一句中，「河圖洛書」究竟指代什麼？聖人依其所「則」的又是什麼？前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聯繫全文來看，「河圖洛書」指的仍然是蓍龜之類的祥瑞之物，聖人取法它來創製《易》卦，只有如此理解，才能把前後意思説得通。
《墨子》有曰：「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綠」通「籙」，故「綠圖」與符一樣，亦為帝王受命之物。「乘黃」據考是一種神馬之名。因此其意是説，周文王滅殷興周是天命所歸，故有「河出綠圖，地出乘黃」之瑞兆，武王應天之命，終於伐紂成功。此外，在《管子小匡》篇中，還提出「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等三祥之物，亦皆具祥瑞之義。由此我們可以推知，先秦時代的河圖洛書雖然具體形式尚有爭議，但其作為一種聖王接受的祥瑞之物，大體是不會錯的。這一時期有關河圖洛書的記載還看不到後世的龍馬、神龜、伏羲以及種種具體細節，尚帶有原始圖騰的象徵意義。
光武帝劉秀是把河圖洛書作為做皇帝的天命根據的第一人。建武三十年（西元54年），群臣上言，要求劉秀封禪，劉秀未允。兩年之後，他在齋戒時讀到《河圖會昌符》中的「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乃令梁松等人重新根據「河圖洛書」，向他説明有關封禪問題。梁松等查到了三十六條根據，奏請光武帝封禪。於是建武三十二年（西元56年）劉秀登臨泰山，舉行封禪儀式並刻石以記之。作為東漢開國皇帝的光武帝，一方面對於應運而起的圖讖進行編纂修定，另一方面又親臨泰山搞封禪活動，宣揚皇權神授，這些做法使得河圖洛書日益正統化和神聖化。如《後漢書張衡傳》所云：「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讖，兼附以妖言。」此後，明帝、章帝等沿襲其風，大搞圖讖，河圖洛書對當時儒學和整個社會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總之，河圖洛書作為一種祥瑞義蘊，龍馬也好，神龜也好，鳳鳥也好，地黃（神馬名）也好，皆為吉祥之義（物）。正是由於兩漢儒士迎合政局更替和時代需要，對其進行改造和推演，才逐步衍生出龍馬負圖和神龜貢書等具體內容，並作為中國古代經典文獻中的《易經》和《尚書洪範》的重要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