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在中國古代簡稱河，是中國與世界上只流經一國境內的第二長河，僅次於長江，也是世界第六長河流。發源於中國青海省巴顏喀拉山脈噶達素齊老峰，流經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陝西、山西、河南、山東9個省區，最後於山東省東營市墾利縣注入渤海，全長5464千米。
華夏民族所生存的黃河流域的自然環境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惡化的。
這種不斷惡化的生存環境，以及在這一環境中發生的一系列社會政治事件，對華夏民族的民族性格的形成，對中華文化的一些文化特徵，以及這些特徵的演變，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初時，黃河兩岸的土地，曾經非常富饒。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朝代，商朝，建國之初，就定都於亳（今河南商丘）。
因為這一時期農業的發達，城市的出現，文字的發明，青銅器的製作，禮制和社會等級的成熟，以及文化的繁榮，等等，後來的人們稱這一區域的黃河文明為「早慧的文明」。
商湯定都於亳後，十個商王均以亳為都城。這是因為當時主要的生產活動-農業和畜牧業-都要靠近水源。可是，不斷氾濫的黃河，又讓人們十分畏懼。為躲避時常氾濫的洪水，其後三百年間，商朝五遷都城，一直到盤庚遷於殷地（今河南安陽西北）而止，因為這裡沒有黃河水患且水草豐美。
秦漢時期，疆土大致相當於今天中國國土的主體部分。秦時，人口約2000萬。西漢最盛時，人口約6000萬。當時，黃河流域的森林草場大多沒有經受人類活動的嚴重破壞，川澤湖泊，遠較今天浩瀚。
戰國以至秦漢時期，黃河流域的氣候比現在溫暖的多，和現在長江或珠江流域多有相似之處。班固《西都賦》中描述說：「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可見當時的植被景象。
西漢時，稻米是黃河流域的主要農作物。西漢總結關中地區農耕經驗的《汜勝之書》寫道：「三月種杭稻，四月種秫稻」。
反映秦漢時期社會生活的繪畫也多表現林木繁盛，「茂樹蔭蔚」的畫面。熹平三年(公元174年)《婁壽碑》中有「甘山林之杳藹」，「杳藹」形容山林之茂密、蒼茫、幽深。所謂「甘山林之杳藹」，反映了秦漢人的一種生活態度。查當時的民間禮俗，也可瞭解當時社會對自然山林的愛護。
研究黃河的歷史地理，可以發現，每當新的朝代建立不久，社會進入穩定發展時期，經濟開始繁榮，人口不斷增加的時候，黃河流域的植被和自然環境就會受到很大的破壞。
秦始皇統一六國，大量人口隨之進入關中，農業墾殖面積大增。甚至河套地區，也隨著屯墾戍邊的實行，移民增加，草原成了農耕區。這是黃土高原植被第一次遭受重大破壞。
西漢時期，天下大治，中國人口激增至6000萬。向西北開拓移民成為解決人口膨脹壓力的主要手段，僅漢武帝時期，就向西北邊塞遷徙了70餘萬人口。西漢將匈奴趕到遙遠的漠北，將大片林牧區變成了農耕區。西漢在河套開發的引黃灌溉工程，是以寧夏內蒙的賀蘭山森林和陝北森林的大破壞為代價的。這是黃土高原植被的第二次受損。
唐朝立國之初，勵精圖治，經濟迅速恢復。由於其經濟貿易外交的中心皆偏於西北，因而西北地區的屯田墾殖愈加繁榮。經多年開墾，將黃土高原鬱鬱蔥蔥的數十萬畝林牧區變成了農田。每丁耕田二三百畝，廣種薄收，造成植被大面積破壞。
同時，唐代定都黃土地的中心城市－長安。盛唐氣象，國力達到頂峰，都城的規模前無古人，耗用木材無數。僅就長安附近而言，唐代除了在寶雞、眉縣、周至、戶縣等鄰近山中採伐外，還遠到岐山、隴山和當時嵐州（今嵐縣）、盛州（今內蒙額爾多斯高原一帶）採辦。
宋時建都開封，因為洛陽附近黃河南北的山嶺早被砍伐一空，不得不遠去呂梁山採伐，當時渭河上游林區也橫遭暴劫。史載，北宋剛剛立國，就在秦隴之間大肆採伐。陝西秦嶺、子午嶺、羅山，寧夏賀蘭山、大盤山，甘肅沼河、隴南山地，森林先後遭到破壞。宋朝官商每年僅從陝甘間的隴山就采得大木萬株以上，竟使當時開封城內良木堆積如山，私商采賣木材更是不計其數。
明朝重得西北，重視屯田，更以屯養軍，以軍隸民。當時「屯田普天下」，「而西北為最」。明初駐屯雁門、偏關長城附近時，那裡因山勢峭拔，林木茂盛，「人鮮徑行，騎不能入」。到了明中葉，北京的高官顯貴，邊關將士，當地居民，群起砍伐，「百家成群，千夫為鄰，逐之不可，禁之不從」。單是每年販運到北京的林木，就不下百萬根。
滿清入關，使黃河流域特別是黃土高原的植被再次遭受嚴重破壞。短短幾十年的休養生息，人口由8000萬增至兩億。華北、江南人滿為患，大量流民自發湧向西北。黃土高原又一次成為破壞的重災區，祈連山、六盤山等地明代以前尚有巨木參天，此時則完全成了光山禿嶺。
幾千年來，黃河流域的人口不斷增加，農耕持續發展，植被連遭破壞，使本來就易於水土流失的黃土高原，水土流失更加嚴重，以至支離破碎，千溝萬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