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劉氏皇室腐朽形現，官宦豪族日趨沒落。頹廢的社會經濟，已無力支撐東漢王朝欲墜的宮闕，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芸芸眾生衣食難繼，哀怨於途。趁黃巾起義餘聲，郡豪鄉黨，振臂而呼，嘯聚山林；地方官吏，各懷異圖，乘機揭竿而起，擁兵自重。大軍閥董卓廢少帝劉辯、立門童劉協、自任相國干政的窺鼎野心，犯天下之怒。由是關東群雄頓戈而起，引發了中國封建史上的第二次軍事大割據。東漢朝廷這條破船在爭鼎割據的狂濤濁浪中飄搖。激烈的奪權鬥爭，不僅加劇了社會動盪，也嚴重破壞了儒家建立的「大一統」綱常，極大地衝擊了東漢社會成員文化心理結構前沿的道德屏藩，這對於忠於漢室以維護綱常為己任的關羽來說，是難以接受卻又是無法回避的社會現實。
關羽自幼喜讀《春秋》，且能諳熟上口，自然深受儒家正統道德的薰陶，以忠事主、以義友朋、以禮立身、以勇建功的觀念，支配並貫穿于他卓然于世的生平實踐。
漢靈帝光和二年(西元179年)，解梁裏中惡少不義殺人，關羽抱打不平，憤然殺之。正是這次除惡揚善的義舉，促成了他人生的重大轉折。于涿郡遇劉備、張飛，三人相知相敬，恩如兄弟，定交桃園，義結生死。金蘭之盟，流譽於後。曹操圍攻下邳，遣名將張遼勸關羽降曹。關羽為全劉備家室而與曹操相約三事，為此，關公斬顏良，解「白馬之圍」，義報「東君」厚遇。陳壽評論道：「關羽報效曹公……有國士之風。」及關羽離別曹營追隨劉備，深為曹操感佩，故壯其德曰：「事君不忘本，義士也。」時人謂「關羽與備，義為君臣」，說明他們的君臣關係是以「友朋」為前提、以「兄弟」為紐帶、以「忠君」為結果的道德規範行為。東晉史官裴松之讚道：「關羽勇而有義。」可見，三國時期關羽之「義」，已被認定為具有道德意義的高尚操守。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舍生而取義，可也。」聖人之「義」是儒家學說核心「仁」的道德成分，它旨在強化社會成員的是非感和正義感，而關羽之「義」則把儒家教義轉化為具象的行為實踐，這種實踐又直接影響和推動著道德教義的傳播，形成良性的社會教化。正是這種道德學說與行為實踐的結合，才奠定了關公獨具魅力的人格基調。
除卻關公可參天地之義，還有他「刮骨眉不皺、療毒笑談中」的大丈夫氣概，以及萬人無敵的神勇和對先主劉備的耿耿精忠。關公集「忠義仁勇」於一身，是有史實根據的。
關羽「刮骨療毒」之事並非小說家的虛構或粉飾，而是實實在在的史官之書，這與關羽「五穀遭圍而不懼，淪于敵手而不屈，慷慨赴難而不苟」的凜然正氣是一致的。
關羽從先主劉備于河北起兵，南征北戰：討董卓于中原，戰呂布於虎牢，援公孫瓚於界橋，救孔融於許昌，拯陶謙于彭城，計殺徐州刺史車胄，斬顏良于白馬陣前，攻樊城，淹七軍，生擒于禁，決殺龐德，致使荊楚震憾，京師騷然，曹操欲挾獻帝遷都以避關羽之銳。故曹操謀士程昱曰：「關羽、張飛皆萬人敵也。」詩人楊戲曾作《關張贊》：「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攜上，雄壯虎烈。」
中國煌煌大觀的二十五史及種類繁多的野史稗乘中，帝王將相、英雄豪傑不可勝數，但「三教並尊」，天、神、人合一，且身後廟祀無垠的歷史人物只有關羽，正所謂「漢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釋稱佛，儒稱聖，道稱天尊。」
在封建時代，「忠君」是「禮」的外在表現，而「禮」是「仁」的道德外境，是制度規範。關公的忠義實踐不僅高揚了儒家學說的道德觀念，也強調了它的社會價值，淳化了它的社會功能。關公神勇名震當代，也流譽於後。後世「以勇立功，以功揚名」的觀念即源于對關公神勇的闡釋。北魏孝文帝不僅倡關公忠義，還用關公以勇建功的精神鼓勵部下。後世推崇關公忠義的實例不勝枚舉。
孔子曰：「不知禮，無以立。」禮就是制度規範。動盪的社會，混亂的觀念，需要「禮」去規範、去整肅。在三國激烈動盪的社會態勢下，關羽的生平實踐是具有典型意義的道德行為，它體現了一種社會價值標準--高尚的德操，這也正符合儒家一貫倡導並追求的理想人格。關羽的人格，除了他的秉賦之外，還包括他與社會成員、文化環境的交互作用，構成了具有代表意義的人格價值特質--忠義仁勇，這就是他最為歷代各階層人士信服和敬慕的榜樣力量所在。關羽的「忠義仁勇」獲得了當時較為廣泛的社會認同，由此也證明了儒家道德觀念仍然是社會成員的價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