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辟佛急先鋒 - 傅奕對佛教的批評
北魏以降，下迄隋唐，佛教大盛，但仍不乏辟佛之聲。有謂辟佛言論始於中唐韓愈，其實不然，以唐代論，當數傅奕。若上溯至北朝，則北齊的章仇子陀，亦為排佛的急先鋒。
傅奕，相州鄴人，精通天文曆數。唐高祖武德七年 (公元 624 年)，他上疏請除去佛教。兩唐書皆記有奏疏內容，今歸納其要旨於下：
第一部份 - 論佛教的五大罪狀
a. 佛典在中國的翻譯及流傳，使人不忠不孝，削髮出家，拋棄對父母、君主的責任，變得游手好閒，逃避國家租賦；
b. 僧尼用六道輪迴之說「恐嚇愚夫，詐欺庸品」；
c. 愚蠢迷妄的人，為求將來福報，佈施持齋，妄求功德，甚至不惜違反朝廷禁令；
d. 大賊犯下罪惡，身墮刑網，竟仍在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不停，以求規免；
e. 僧人言生死壽夭、刑德威福皆和佛有關，變相竊奪君主權力，搶去天道造化萬物的功勞。
第二部份 - 證成（justify）佛教不應繼續在中土流傳
I. 佛教傳播導致國家破亡
漢、魏皆無佛法，只有君明臣忠。東漢明帝雖信佛，但只是任由西域僧人自傳其法而已。進入西晉，削髮出家仍不許可。直至後趙、前秦，削髮出家始成普遍，而國祚亦因此變得短促，政治尤其紛亂。南朝梁武帝等人佞佛，亦使國家陷入混亂。
II. 除去佛教可加強國家經濟、軍事實力
僧尼一旦還俗，匹配成夫婦，天下即可多十萬餘戶。每戶生兒育女，經過十年長養，國家自然有充足的兵源。又百姓只知有皇上，為之盡忠，不臣之心自然不生。加上誠如章仇子陀所言「僧尼徒眾，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除去佛教可減少國家無謂的耗費，對經濟發展有正面作用。
不難發現，傅奕是站到倫常關係、政教秩序的維繫上，以反對佛教，換言之，他是儒門信徒。
中書令蕭瑀是梁朝後人，篤信佛教，認為佛是聖人，傅奕非難聖人，應置嚴刑。傅奕引《孝經》「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一段駁斥，批評崇佛的人「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是分明的不忠不孝。值得注意是李淵的反應，他是首肯傅奕的主張，這和他「任性真率，寬仁容眾」的真性情不無關係。
傅奕臨終前以「周、孔《六經》之說」為「名教」，此乃他作為儒家的鐵證！和宋明理學家不同，他不以孟子配孔子，只將周公、孔子並稱，尊《六經》，竊以為承襲自漢儒。又他不排拒老莊之學，視「老、莊玄一之篇」為「名教」的一部份，值得學習，他本人更注《老子》，並撰《音義》，這跟理學家要與老莊劃清界線大相逕庭。
順帶一提，歐陽修《新唐書》撮寫傅奕奏疏，提到「今其徒矯托，皆云由佛，攘天理，竊主權」，「天理」二字，不見於《舊唐書》，只有「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另外，歐陽修記傅奕遺言「《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竟刪去「老、莊玄一之篇」亦屬名教。重點突出天理、將道家排除在名教之外，始於中唐儒者，而為宋儒普遍的共識。
傅奕的看法受章仇子陀啟發。據《廣弘明集卷七》：
章仇子陀，魏郡人，齊武平中為儒林學士。於時崇重佛法造制窮極，凡厥良沃悉為僧，有傾竭府藏充佛福田，俗士不及。子陀微宦固非所幸，乃上疏陳曰：「帝王上事昊天，下字黎庶，君臣夫婦，綱紀有本。自魏晉以來，胡妖亂華，背君叛父，不妻不夫，而奸蕩奢侈，控御威福，空受加敬，輕欺士俗。妃主晝入僧房，子弟夜宿尼室。」又云：「臣不惶不恐，不避鼎鑊，輒沐浴輿梓，奉表以聞。」有十餘紙，書奏，帝震怒欲殺之。
《全北齊文卷八》記：
帝震怒，禁錮經年。周武平齊，出之。
簡單講，章仇子陀本乎儒家的立場，看不過眼：
1) 北齊良田盡數為佛寺所佔
2) 僧尼不忠不孝，更與皇族後宮傳出「通姦」醜聞
遂上疏辟佛，結果換來多年禁錮，至北周武帝滅齊，因周武帝也有排佛想法，於是將他釋放。
有一點必須申明，傅奕也好，章仇子陀也好，他們都是從政治、經濟、社會倫理的層面反對佛教，而非從另一虛構的宗教教義上否定佛教。誠如湯一介所言，「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因宗教思想的原因而發生過戰爭」（〈論儒、釋、道「三教歸一」問題〉），「這幾次『滅佛』主要是由於政治、經濟的原因……主要因佛教發展太快，致出家過多，兵卒來源奇缺；寺廟佔地過多，稅收大為減少；國庫空虛，危及朝廷，故有滅佛事。」（〈為什麼中國沒有宗教戰爭〉）
David Lai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喜歡文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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